宋金元诸宫调考(15)|郑振铎

宋金元诸宫调考(15)

　　就右列者论之，董解元的这部书，较之元稹《会真记》本文，不同者有八点：第一，《会真记》说崔氏孀妇与张生有亲，乃生之异派之从母，董书无之；第二，《会真记》叙张生的初见莺莺，在乱定后的宴席上，董书则着重于写乱前张生与莺莺在寺中庭间的初会；第三，《会真记》说张生与蒲将之党有旧，请吏护之，故崔氏不及于难，董书则说张生与杜确有旧，并发生许多对垒战斗的情景；第四，《会真记》叙张与莺的相恋，并未提及崔氏夫人的觉察出来的事，董书则着重于崔夫人的不许婚及后来的发觉出来他们的相恋；第五，《会真记》说莺莺在与张临别的前夜，为生奏琴，董书则说是张生在未成恋时以琴声挑莺；第六，《会真记》写张生因文调及期，别莺而西，董书则叙张、莺相恋事，为崔夫人发现后，张乃别莺而去；第七，《会真记》叙张、莺的相绝，乃出于张生的自动，董书则叙张生的久未通问于莺，系因他的卧疾；第八，《会真记》叙张、莺各有所嫁娶后，张欲以外兄之礼见，但为莺所拒，自此永绝，董书则叙莺虽复与郑恒定婚，但心实在张，见张后，二人便欲同死，后用法聪计，偕奔蒲州，始正式成了姻眷。

　　大约董解元的措置崔、张的故事，于可能的地方总要尽量的保全原来的故事的面目，只更加以放大，或加以细腻的描状而已；但于原来故事的不甚合理，或说不通，或为一般人所万不能了解处，便加以改削或增添。例如，张生的无故与莺绝，却发出了一片女色不可恋的大道理来，实在太不近人情，且太突然，万非一般人所可领会，故董解元不得不将这一段加以改造。又最后的不团圆的结局，也当为时人所不喜，故董解元也勉强的，抬出一个法聪，又抬出一个白马将军来，为他们主持一切，强行弥补其不能团圆的缺憾。更为了要场面的热闹，为了求波澜的起伏，董解元也引进了当时流行的熟套的串插，以期得到多数听众的一些兴趣。究竟诸宫调是真实的大众化的文艺的一种，离不开群众的要求与趣味，故不得不如此。

　　最重要的串插，第一项便在描写张、莺初相会的情景。元人的《王焕百花亭》剧，《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剧，《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剧等等，也都是如此的趋重于初会的描写。可见这种初恋的情景乃是群众所深喜的一幕。或者，这一幕的情景，恰好和印度大诗人Kalidasa的Shukatala剧的首幕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项重要的串插，是孙飞虎与法聪和尚的斗争，以及那一场寺前的相杀的活剧。这增加了说唱的活气与紧张不少。刚刚在描写着少年少女的初恋而忽插入一场大排场的震人心肺的斗杀与危急的围困，当然是消除单调的最好的调济。

　　第三项的串插，是老夫人的拒婚与阻难。这乃是董书中重要的关键。假如直截了当的许了婚，便无后文的许多听琴、传书等等的把戏可做了。每一个恋爱剧，都该有许多平地的风波，每一场男女的相恋，都便要来一场严父或老母或其他人物的间阻与作难，阻力愈多愈大，恋爱的热力便愈增加。这大约是世间的一个常例吧。

　　这几个串插的所以加入，确可以帮助崔、张的故事增加了不少的紧张、活气与吸引力。

　　还有红娘的着重，也是很可注意的。在《会真记》里，红娘颇为张生尽力，但成恋后，她便不见了。在董书里，她却是一个比莺莺更在场中活跃着的人物。

　　最后，张生的“琴挑”一幕，作者难免不是受了《会真记》里莺莺的奏弹的事的影响；但与其这样说，或者还不如说，他是更深的受着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的暗示的罢。盖相如、文君的遇合，恰正有些像张、莺的。

　　又，张生在梦中见到莺莺的来投奔，那情节也显然是得之于唐人的《倩女离魂》的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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