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4)|郑振铎

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4)

　　四　与宋代“公案传奇”的不同

　　宋代的“公案传奇”，只不过是一种新闻，只不过是说来满足听众的好奇心的。至多，也只是说来作为一种教训的工具的。在其间，我们只见到情节的变幻，结构的离奇，犯罪者的狡猾，公差们的精细。除了《错斩崔宁》的少数故事之外，很少是含冤负屈，沈怨不伸的。

　　象《简帖和尚》，这和尚是那末奸狡，然而终于伏了法。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怎见一僧人，犯滥铺模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沿路众人听，尤念高王观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道士孙神通冒充二郎神，好污了内宫韩夫人。后来，因了一只皮靴，生出许多波折，终于被破获伏法而死。“正是：但存夫子三分礼，不犯萧何六尺条。自古奸淫应横死，神通纵有不相饶。”

　　说书者们是持着那样的教训的态度。

　　便是包公的故事，像《合同文字记》，也并不怎样的“神奇”，也不是什么专和“权豪势要”之家作对的情节，只是平平淡淡的审问一桩家产纠纷的案件。“包相公问刘添祥：这刘安德是你侄儿不是。老刘言不是。刘婆亦言不是。既是亲侄儿，缘何多年不知有无。包相公取两纸合同一看，大怒，将老刘收监问罪。”

　　这些，都是常见的案件，都是社会上所有的真实的新闻，都是保存于判牍、公文里的故事，而被说话人取来加以烘染而成为小说的。除了说新闻，或给听众以故事的怡悦之外，很少有别的目的，很少有别的动机。说话人之讲说这些故事，正和他们之讲说“烟粉灵怪”、“朴刀赶棒”一类的故事一样，只是瞎聊天，只是为故事而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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