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四章诗经与楚辞(7)

第四章诗经与楚辞(7)

　　七

　　《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绝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绝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为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缕；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创作。

　　【王逸（生卒不详），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

　　屈原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虽未必有整饬的条理，虽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赍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么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而慨然的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的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象“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闷闷之极，便命灵氛为他占之。灵氛答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欲从灵氛之所占，心里又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又告诉他说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蠖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说为然。他说道：“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实在的，“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他终于犹豫着，狐疑着，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

　　最后他便决绝的说道：“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便又留恋瞻顾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始终在徘徊瞻顾，下不了决心。他始终犹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长远的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始终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权变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尘，以求达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没有那么灵敏的手腕。他的洁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违反本愿的行动。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头：犹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条路便只有：“从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九章》本为不相连续的九篇东西，不知为什么连合为一篇而总名之曰《九章》。这九篇东西，并非作于一时，作风也颇不相同。王逸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其“临绝之音”。其他各篇则不复加以诠次。后人对于他们的著作时日的前后，议论纷纭。《涉江》首句说，“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为晚年之作。《惜诵》、《抽思》二篇，其情调与《离骚》全同，当系同时代的作品。《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时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蕴着诗人的矫昂不群的气态了：“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思美人》仍是写他自己的低徊犹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到别地，思念故乡而作的。他等候着复召，却永不曾有这个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叹的说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时所作。

　　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据，“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簸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她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绝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了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了屈原。

　　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辞语：“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苏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么？不知《苏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辞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海西亚特（Hesiod）所作的《神谱》，或亚甫洛杜洛斯（Apollodom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罢。

　　【海西亚特，今通译赫西奥德，古希腊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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