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四章诗经与楚辞(6)

第四章诗经与楚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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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词，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词。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惟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辞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淳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郁抑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么样的婉曲入微，那么样的又真挚、又美丽地倾诉过。

　　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的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间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的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瓦尔米基，今音译是跋弥，意译是蚁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奥特赛》，今通译《奥德赛》。】
　　【《拉马耶那》，今通译《罗摩衍那》。】

　　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奥特赛》，瓦尔米基的《拉马耶那》，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它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它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它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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