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资本|郑振铎

论官僚资本

　　一

　　官僚政治使中国永远走不上现代国家的大道上去。同样的，官僚资本也使中国的经济建设，永远的走不上现代经济生活的大道上去。

　　要中国实现经济的民主，要中国发展国家工业和民族工业，要中国经济生活现代化，都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官僚资本的垄断商业市场，由来已久。官僚是从“士”的一个阶级升拔起来的，似乎不大看得起商人，也不大肯从事于商业活动。其实，大为不然。凡是官僚，差不多没有不兼营商业的。凡是城镇上的大商业差不多全被垄断于官僚或官僚的同宗者的手中。某城的押当业，全是某姓官僚的资产；某城的大绸缎店，或大南货店，也是某某官僚所经营的。当然，官僚本人并不出面，也不自作经理人。主持商店的人物，大都是他的同宗或昆仲或“家人”——即“家奴”——而以“家人”为最多。这些“家人”坐在柜里帐桌上，头上戴着没有红缨的凉帽或大帽，表明了他们的身分。这是某某大绅官的财产，地方流氓等人，决不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否则，如果不是大绅官所经营的，便要为他们时时所扰索着了。

　　我们所看见的许多图画、木刻，从明朝以来所绘所刻的，都可以见到大商店里的掌柜者的“家奴”的面目出来。

　　官僚们所以要经营商业，当然在扩张他们的经济的势力，在地方上立下不拔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便扩张了他们政治上的势力。

　　他们的经营商业，有种种的特殊的便利与取巧之处。他们利用了他们政治上的力量，比较一般的商人们能够获得更低廉的货物，在商品的运输上也可以获得更迅快、更便利的工具和通道；同时，还可以利用政治上的影响，豁免了许多的捐税。所以，在许多的大城镇上，大乡绅们没有一个不同时是一个大资本家。他们主宰着一城一乡，甚至整个一省的经济命脉。他们根深柢固的有好几代或十几代的子孙可以相承相继，不失其为素封之家的地位。

　　《金瓶梅》小说里所描写的西门庆的起家的历史，可以充分的说明旧日官僚资本的怎样纵横无敌的在跳梁着。西门庆做了官，他的买卖做得更大、更顺手了。他运货，只要一封信，便可以比别的商人们更快的运到，因此得到了不少便宜，比别人可以销得快，也卖得贵。

　　二

　　到了晚清末年，中国的近代工业开始萌芽了。而主宰着许多工业的运命的，依然是许多官僚们。他们办工厂，他们开矿，他们设电灯公司，他们办银行，他们还经营着各式各样的近代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近代的工业乃至商业的机构又会落在官僚们的掌握中了呢？无非是充分的利用着他们政治上的势力，以便利他们种种的私图。凡是一般商人们所得不到的便利，例如，领取开业执照等等，官僚们利用着他们的特殊关系与势力，很容易便一切都得到了。

　　还有一个怪现象，便是清末官场的黑暗与腐败，纲纪一天天的废弛，凡以前官僚们所不敢明目张胆做的事，他们都敢于明目张胆的做。清末办了许多新政，只肥了几家办理新政的官僚们；例如盛宣怀，他的一家至今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有租界存在，经济的发展比较的近代化，然而代替了官僚资本，却是国外的资本和买办资本在跳梁着。后来，许多“买办”，觉得有了财产，究竟还只是一个商人，不大冠冕，大多用一大笔的钱，向清庭捐（实在是“买”）了一个大大的官做——总是红顶儿的官——于是许多“买办”，便也成了官僚了。例如胡雪岩便是其中的最著名的一个。

　　这样的，在清末时代，官商几乎是不分的，或不可分的。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越加混乱了，纲纪几乎全失，一切体面，均可不顾。几乎无官不商，也无商不官。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几乎无不以其“作孽钱”，投到大大小小的工商业里去。或独力经营，或合资开设公司。我们如果分析那时候许多大公司的资本，便可以明白其资本的来源，最大多数是属于官僚们的。徐世昌的一个时代，尤为贪污下流得无可形容。他的政府里，谁不兼营着工商业呢？还有，许多割据各方的军阀们，也便都是重要的投资者，或某省某某工商业的独资的垄断者。例如，在东三省，差不多便是张家的天下，不仅是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那种情形，非常的畸形。纯正的商人资本，民族资本，简直无从发展。

　　三

　　在抗战中，许多民族资本家们，对国家曾尽了很大的责任。在千辛万苦之中，他们把工厂内迁，为抗战而工作。屡经敌人的炮火和炸弹的摧毁，而屡扑屡起，决不退却一步。许多年来，仅有的一点民族资本的萌芽，总算在这时候发挥着他们的作用了。

　　但同时，官僚资本也还在作祟着。这些资本并不投资于生产事业与和抗战有关的工业上，却游离在外面，做着种种投机取巧的牟利行为。他们大量的囤积米粮及日用品等等，物价因之高涨。他们买卖黄金、美钞、股票等等，操纵着投机市场。他们还作着所谓“物资交换”的事，以有关战争的原料，和敌人们交换着布匹之类的日用品。其获利之丰厚，非我们意料所及。而其所得利益，也仍并不转到生产事业上去，依然再用作投机。以此，民生愈困，民族资本家愈艰苦，而他们则越加肠肥脑满起来，游离的资本越加多，投机心越加甚。

　　八年抗战，举国无不憔悴，不料所养肥者，且独获其利者乃在彼辈！

　　沦陷时期的上海，最大的投机商乃是几个大汉奸们；有所谓“三大公司”的，便是陈璧君、陈公博的妻和周佛海的妻的三个女人们所组织的，差不多垄断了一切投机的交易。她们操纵着市场，主宰着市价，拥着最多的游资，差不多无往而不利。人人皆瘦，而那些汉奸们却十分的肥胖。

　　大后方的情形也并不比这好，却是大出意外，大可痛心的事！天下老鸦一般黑。官僚们的作风，当然是天下一式的，无分沦陷区与大后方。

　　四

　　胜利以后，人心振奋之至。物价立刻暴跌。官僚资本家们却发起愁来。他们所囤积的物资，所搜集的黄金和美钞，难道竟听任其价值跌落下去么？在那时候，他们反而不高兴而生忧虑心。他们用尽了种种的方法，以挽救物价的下跌。他们要它们涨，要它们上涨，上涨，上涨！于是利用了一切力量，利用了一切的游离资金，坐了第一批飞机到上海来，尽量的搜购种种的物资。据说，单就布匹一项而论，他们是不论价而购入的，只要有货，无论多少都全数收购。他们用了十几万万的国币，完成了使上海布匹价格抬高的工作。上海的布价一高，货物一缺少，重庆的布价也立刻跟着高涨起来。于是他们囤积着的布匹便不至跌价了。他们挽救了自己的危机，同时，却使千千万万的人，虽在胜利到来之后，也有“无衣”之叹！这一个工作成了功，于是其游离的资本便转移到日用品上去，转移到黄金上去，转移到股票、美钞上去，差不多无往而不利。所苦的是人民们；物价一天天的上涨，生活越加艰难起来，所盼望到的“胜利”，所带来的却仍是“痛苦”！所苦的是民族资本家们，他们安安分分的经营着正当的工商业，结果，却敌不过投机的官僚资本，游离资本，有的闭了厂，有的关了店，有的虽仍在勉强支撑着，却已痛苦艰难万分。以视那批投机的官僚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而日进万万金者，诚大有巧拙之异！而因此，游资越变越多。他们决不投资于正当的工商业方面，却发狂似的追逐于官僚资本之后，纷纷的做着投机的事业。一个最大的危机正潜伏着。

　　所以，要导中国工商业于正途，要经济民主化，要扶植民族资本的发展，必须首先扑灭那些疯狂似的投机的官僚资本和一切官僚资本家！

　　五

　　怎样扑灭官僚资本和官僚资本家呢？

　　紧急的措施是：第一，禁绝一切可以供作投机的买卖；例如美钞，应由国家银行收换，不得私自买卖；商人们必须有正当需用，例如购买机器原料之类，方许其购买。黄金市场应严加取缔。黄金全部收归国有。股票买卖，必须正式过户；至少须经过两三个月，方能转移他户。绝对的不能作为投机的对象。

　　第二，禁绝一切政府官吏们经营商业及投机事业。如发现政府官吏们有参加投机市场及囤积货物的，应罪加数等；立加逮捕，并立即处罚之。

　　第三，严密的调查银行中的官僚存款，并奖励告密，凡发现有官僚们所拥有的游资的，应立即加以冻结，勒令其购买国家公债或投资生产事业等等。

　　至于治本的方法，当然要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官僚制度从根本上消灭，那末，所谓官僚资本便也会跟着消灭，决不会再行作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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