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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生来惯会做梦的人,尤好做那不安分(?)的梦。在我十七岁时,刚从初中毕业出来;那时正是民国十六年夏季,革命势力已卷到了我的故乡;我止不住我心头上的青年之火的狂炽地燃烧,便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先是游行、宣讲、欢迎革命军……后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后来局势比较平静了,便在县党部里担任了秘书。那时党势赫然,满可夸耀一时了。但是,我的心,随着革命热潮的低落而平静下来。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学识不足,能力过差。——一个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孩子,怎能做起大事!实在,遇着很多的事情,常常不能做得如自己心里所想像的那么好。我便开始做着新梦——最低限度,应求自己再受三年中等教育。自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如此做去,虽有同志们的挽留,家庭中的不表赞同,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总算是有了幸运,于民国十八年冬季里,考入了××中学的高中师范科。当时,我快活得流出泪来;我认为我的前途从此开展,将有无限的光明。

  因为自己始终未甘自弃,勉力以求;又因为得到几位贤明的老师苦苦指教;三年的光阴过去了,自己竟也获得了几许长进。在民国二十年冬毕业以后,幸蒙当地人士的爱护——其实是拉拢——委我做县立小学校长——一所完全小学,——在这个小学里,服务一年之后,深深地感到校长的职务,真是责重事繁;自己的经验不足,好些事情不能做得使自己满意。因此又发生了新梦:梦想能到一所规模宏大的小学校里去,同别人学些经验才好。后来事有凑巧,一个省立师范附小托人请我。当时我便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校长的职务,接受了附小的聘约。——这本是我衷心所梦想的事啊!

  在附小一年之后,又有了新的感觉:天下老鸦一般黑,所谓省立附小,不过班级较多,经费充裕而已。谈到其他一切,也不过敷衍门面,那能说到真的办教育?(中略)在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教育理想和制度之下,做着教书的工作,又是多么苦闷的事啊!——内心里的苦闷啊!我并想:“在此国难当头的国度里,在此年富力强的青年时代,做小学教员就是唯一重要的工作吗?就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吗?”我想到这里,便陷于不可知的深渊里。

  后来,与知己的朋友通信,曾谈到了这个问题;可喜的很,接到了一个使我萌生转机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着:

  “……我早就这样想着:果真有一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光,沉静的头脑,周密的思想,和灵活的笔调,大可在新闻事业上谋发展;因为这种事业,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而且或有很大的帮助——对个人进修上与成功上。吾兄曾否这样想过?吾兄的条件之如上所述者,无一不备,我以为别路皆不可走时,吾兄对此路可加以考虑。最近戈公振先生之死,又引起我对于此事的垂涎;戈先生不就是走向这条路而成功的吗?他连中学还没有进过呢!起初任《时报》副刊主笔,后任总编辑;以二十年的努力,竟有如死时的成就,不可谓非良好的榜样!……”(下略)

  (书平。 二五,九,十。)

  我们看到书平先生的这个“梦”,想到他那样逐步求前进的情形,很觉得有兴趣。古语有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其实我们可以说“做然后知不足”。努力做而感到不足,学起来才会真正有所得,因为这样才是自动的学,满足迫切需要的学,不是被动的敷衍的学。

  书平先生问起做教员是不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倘所谓“唯一”是说除了教员以外都没有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对于这个问句的答案当然是个“不”字。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做小学教员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至于问:除了教员以外有没有其他也适当的工作?这却要看个人的特殊的兴趣和能力,不能在工作本身得到单面的判断。“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这并不限于新闻事业,就是做小学教员,也可具有这样的条件。

  我的意思并非反对书平先生改业。倘若他果觉得自己不宜于从事小学教育而宜于干新闻事业,当然是可以改的。至于入手的方法,很难有一定的公式,大概不外两途:一是寻得了新闻界的职务,在职务上训练自己;一是先尝试写作,从投稿做起,也许可从这里面得到相当的机会。戈先生就是用前一种方式开始工作的。

  我个人很惭愧,至今还说不上什么“成功”,我也说不出什么秘诀,只是尽我心力干去就是了。这不是上海人所谓“卖关子”,实际情形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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