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余生_邹韬奋

枪口余生

　　我于九月初旅居柏林的时候，连接家中函电，谓母病甚危，望速还家。我当时非常焦急，恨不得立刻到家。虽然明知道从西比利亚过东三省回国有些麻烦，不过因为当时心急，不得已仍然择了西比利亚的一条路——因为如此只有十二天即可到家。（以下有删节）

　　九月十七日夜间至满洲里，未下车以前，旅客们的护照即被某国人收去了，说明日早晨七点半以后即发还。海关上检查行李的职员以及招揽生意的旅馆，都是某国人，使我立刻发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第二日早晨火车十点开，我早饭后在那个小城里略看了一下，即回到车站的检验护照处去领我的护照。原来那里还只是过境护照签字处呢。因为伪国在各国皆无公使领使之类，所以护照签字必须在伪国境内的车站上，当然他也要取签字费。护照处有一位中国人，其余的都是某国人，在一列的桌子上办公。最后的一位似乎很重要，对一切旅客都盘问周详。轮到我的时候，他看着我的护照，忽然发出了一种暴躁之音，我以为或者我把表填错了，只“唯”了一声。他仍然咆哮作声如前，我亦不知其意，旁边坐着办公的那位中国人说：“办公室里不须戴帽子！”虽然和我一同去领护照的欧美人也有戴帽子的，可是我想在那种空气之下最好不和他争辩，于是我道了一声“对不起”，便把帽子脱下了。那位咆哮作声的某国人，问我是那一省，我答是S省，他好像说S省人为什么不知孔子礼呢？说着便用钢笔在一块纸上写了四个字“孔夫子礼”。呜呼！这种慢无礼貌的野蛮动物，还口口声声的讲孔子礼，孔子有知，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九一八”的早晨到哈尔滨，晚十一点才有车南去，我有一天的工夫在哈尔滨勾留。不知怎的，哈尔滨又有一道海关验行李，验护照。那位验护照的似乎是白俄，一见中国的护照，便须留给某国人去看，似乎他不能作主。哈尔滨分“道内”“道外”两区。道内的街道略整齐些，完全是某国的商店；道外拥挤着一些中国的商店。各政府机关皆悬旗，大概是庆祝“九一八”，一边是日本国旗，一边是一面黄旗，上右角为红蓝白黑。那晚上正是哈尔滨防空演习，七时半以后全市无灯火光，我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时闻假警号及假炸弹声。阅伪报始知防空演习为三日：九月十七、十八、十九。报纸上满篇都载着华人如何乖戾，友邦如何奠定东亚之和平，全市黑暗之美丽，统制灯火之成功等等。

　　过长春（即伪新京）未停而至沈阳，一到沈阳，我的感情便略松快了一点，因为各处中国人都很多，从市面上看依然还是我们的旧山河。

　　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上也比以前痛快些，因为那列车队长是中国人。乍从蛮横无礼的压迫之下而至奉山铁路，不由得使我好像到了久别的祖国，车上的气氛以及车外的风景，都是十足的中国风味。

　　从沈阳开车以后，我便觉得好像已经逃出了蛮横无礼的地带，而入了中国的实际势力之下了。我与三位德国人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美国女子（她同我一同从欧洲来），很着急地说他们四人（三美人，一奥人）的行李在沈阳大概因为时间太晚没运到车上来，他们日用急需的东西都在那些箱子里，行李过山海关要检查，他们又不能住在山海关等着。她很焦急，请我给她作翻译和行李车上交涉。到了山海关的时候，他们又要求我和他们一同到海关上交涉。

　　待了些时，我又到他们的车上，见一位某国人用英语对他们解释，说今天某国特别宽大，对于旅客特别表示好感，给旅客们特别方便，行李不检查了。那三位美国人与一位奥国人便手执他们的行李票，问他们的行李未从沈阳运来当如何办理。那位某国人似乎也没听懂，仍然说今天行李不检验了，特别优待今日的旅客。……我便对那几位欧美人说：“你们不必和他（某国人）交涉，车快要开了，最好速与国际观光局交涉。”他们都很同意，而那位某国人更觉得没面子了。他便转过来温和地问我：“你是什么旅行公司的？”我说：“我是旅客。”“你到那里去？”他问。“我到T城去，”我答。“你有护照么？我是此地的宪兵司令，看你的护照。”我便把护照拿给他看。他看了护照之后，勃然作色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几个欧美人见他那样凶狠，便站在我们的中间，他竟拿出要动武的样子来。那些欧美人莫名其妙，都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侮辱官长，我的态度傲慢，一定是共产党。我用英语回答说：“你并不是我的官长，你不应该随便给人加罪名……”他于是乎更怒，冲开中间的欧美人，抓着我的衣服便想往车下拉，那些欧美人一齐拥上，大家皆甚惊慌的样子，把我们拉开，劝他下车去。他一面拉我的时候，一面说：“我在此地有绝对的威权！可以拘禁！可以枪决！”

　　沈阳到北平的通车在山海关中伪交替，当我与某宪兵司令抗辩的时候，中国护路警察已经登车了，在我们的旁边就站着一位身材高高的中国警察，可是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想那时车已经快要开了，中国一定早已接收完了，可是新换的中国车队长并没敢露面。中国不抵抗，我很明白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敢和蛮横无礼的东西讲理，所以我也不怪他们。我和某宪兵司令闹过了以后，万分亲切地感到国家的重要，而且万分亲切地感到中国不抵抗之非策。我在山海关的那四十分钟，好像一人只身陷入于野兽的窟穴，毫无国家的依靠，毫无公理或法律的保障！

　　我此番经过东三省虽然受了不少的波折，可是加深了我许多对于某国的认识，也影响我的政治见解以及将来的事业。因为自己学哲学，对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治问题，总是为人类全体的福利着想，向来未充分注意到国家或民族斗争的必要。经过了此番旅行之后，我才能深切地了解抗敌之必要，抗敌之急需！人类总应该是有理性的，可是你陷于凶恶的野兽的窟穴以后，只得和它拚个你死我活！

　　（弟云桥敬上。九月卅日。）

　　云桥先生是我在伦敦时很敬佩的一位同学，他受此侮辱，在车上一夜睡不着，一到天津车站，就在候车室里写一短信给我，说经过山海关时几被某国所谓宪兵司令也者拘留枪决，幸赖欧美旅伴力救始免。我急复一信慰问他，并请他把经过详情函告，这是他的第二信。

　　我觉得这并不是云桥先生个人的遭遇，这个事实的后面，是伏着一种笼罩着全中国每一个人的黑影：在被奴化的国家里面，每一个国民所难于逃避的侮辱，而且这件事只是侮辱的开端，或侮辱的小焉者，所以云桥先生的这封信，很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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