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2)

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2)

　　在野各抗日党派对于文化事业都各有其相当的经营，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敌卫国的敌后根据地，固有其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即在战时首都，亦有其日报杂志的刊行，及书店的设立。除中共外，其他在野抗日政党所办的文化事业，规模都较小，如青年党在成都有一种日报的刊行，此外有《国论》的刊行，国社党有《再生》周刊的刊行，以前仅在香港有《国家社会报》为其机关报；第三党原有一种定期刊名《民族解放行动》，似时有时辍。职教派有《国讯旬刊》。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到香港为民主政团同盟创办《光明报》时才有一定的言论机关，经常发表他的政见。（日本占领香港后，当然停办。）就上述各党派而论，中共所主持的文化事业，显然有较大的规模与广大的力量，故在大后方文化摩擦尖锐的时候，所受的压迫也很厉害，但以中共在坚强的组织上及进步的政治力量与进步的武装力量上都可使顽固派反动派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一部分进步文化事业在后方所遭受的压迫尚有其限度，理由便在此。其他党派所办的文化事业因规模较小，摩擦的机会虽亦常有，（例如成都的青年党机关报就常与当地的党部及检查机关有激烈的斗争。）其发展或扩大亦常有其限度。故同为进步文化范围内的事业，顽固派反动派的压迫或摧残，却每与对方事业的规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中共在政治上及武装上有其进步的实力以作其进步文化的保障，那在在野各抗日党派中却算是例外。

　　现在要谈到我和生活书店同人所支持的那部分进步文化事业。关于生活书店的组织和管理，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工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论述颇详，可供参考，我在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生活就组织上说，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长时期中（假定以《生活》周刊创办于一九二五年为始，至被摧残到一九四〇年为一段落，）血汗乃至血泪的结晶品，一步一步由极小规模而扩充起来，将所有收入尽用于事业的扩充与改进，而不是由任何政党或政团出资创办的；就这一点说，我可以毅然决然地说，生活书店是没有党派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除内部的四五百工作同志外，围绕着生活书店热心支持本店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进步作家，以及海内外热烈赞助本店文化事业的无数的读者，对于本店的构成，当然也尽了很大的力量，是本店内部工作同志所永远铭感与永远引为无限光荣的。）但是就精神上说，由于我是忠诚坚贞的爱国者，由于最大多数的工作同志都是热烈诚挚的爱国青年，（在长期的过程及最大多数的集体力量中即有一二例外或差一点的，亦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文化机关在救国会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在实际上连在一起，自从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发生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众生活》，在事实上成为全国救亡运动最主要的机关刊物。其他书籍杂志，足供救亡运动参考者亦甚被社会重视。至于团结，抗战，民主，在救国会所提出的政纲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亦成为进步文化的内容，生活书店即为进步文化机关，对于救国会政纲的热诚拥护与努力倡导，固为意中事：因此有人认生活书店是救国会派的文化机关。关于这一点，就救国的主张而论，我们用不着否认，而且我们数百同志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能在救亡运动中有所贡献，正是我们深深觉得无上光荣的事情。

　　生活书店虽非救国会所出资创办的，也不是在组织上直接隶属于救国会的，但对于救国主张在原则上或精神上却与救国会共鸣，具体说来，就是对于团结，抗战，民主，的积极倡导与拥护是和救国会一致的，是和救国会同样坚决的；这都是事实，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实提它一提。事实胜雄辩，这样明显的事实，本来用不着再提，但是一则因为谈到文化事业机关与党派有无关系的一般情形，有交代明白的必要；再则因为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动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业上与人作工作的竞赛，往往利用党派斗争的藉口，周纳陷害，掩人耳目，而在实际上只是压迫进步文化事业，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而已！如今把事实指出，愈使魑魅魍魉无所遁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关于生活书店的组织及其构成历史，和它的进步性也有关系，以后还要谈到。）

　　我和数百工作同志所艰苦支持的这一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中国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虽是与党派没有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因为他的事业在本质上是进步文化事业，已足招顽固派的嫉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他的事业突飞猛进，力量宏伟，（至少在他们看来，虽则我们还觉得欿然不自足，）除中共外，其他在野的抗日党派所主持的文化事业，在规模及力量上都比较地小，于是在顽固派反动派看来，这支坚强伟大的进步文化生力军是他们的莫大障碍物。同时因为它除在救国主张上和救国会派共鸣外，在实际上也并不是任何党派的机关，而只是与党派没有关系的民办的文化事业，更说不到有什么实际的政治力量和进步的武装力量做保障，使顽固派反动派的鼠胆不得不于横行之余稍稍有所顾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众同情之外，顽固派反动派可以违法蹂躏，任所欲为。法律在他们手里，正如中央图书杂志审查会总务主任朱某所公然言称：“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法律保障无从说起，民众组织早在官化之列，真正的民众同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短时期内，在表面上，是无法急速加以拯救的。这便是在政治逆流中，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下，这一部分进步文化所遭到的苦难尤为惨酷的独特的原因。

　　讲到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蓬勃的气象，我不是在这里写生活书店历史，无意作有系统的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是要说明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如何引起深刻的注意。如果他的规模小，力量小，所遭的苦难也许不致于这样惨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发生以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仅广州及汉口两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适应抗战期间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级干部数十人分往内地各重要地点创设分店，由于负责干部的艰苦奋斗，业务更一日千里，异常发达，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五十余处。一九三八年总店已移至汉口，负责主持营业的同事，为着使全国读者便于就近购买所需书报起见，特将散处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处分店在一张地图上用圆点注明，以此图形在报头刊登半版广告，陆续在各报登出。不料有一天将这样的广告底稿送至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接洽登载的时候，竟被无故拒绝！我们的那位同事深觉诧异，再三向该报广告部探询原因，据说是“上面”预先这样嘱咐的，后来又问他们，何以有这样的嘱咐，据说这个广告有着政治作用！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出版机关在报上登载分店地址的广告，有什么“政治作用”之可言？如果大家都承认当前的政治大目标应该是：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政治，那么这种进步文化机关愈发达，于政治目标的加速达到，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要拒绝它登载分店地址的广告呢？这种奇异现象的解释其实也很简单，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进步文化机关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已经吓倒了国民党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反动分子！不过那个时候的政治“曲线”还未迅速往下降，顽固派反动派还不敢十分放纵，只想尽力压抑你的发展，未敢即下决心请你完全关门大吉罢了。

　　但是适应进步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向前发展是不可能压抑的，生活书店的事业仍然向前发展；最显著的象征是任何一个分店都挤满着热心读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各地读者热烈的情绪是十分使人感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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