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3)

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3)

　　国民党中不是没有脑子比较清楚的人，其中和我个人友谊好的也有，我有一次和一位国民党参政员在他家里一个房间里两人对谈，提及这件事，我说任何政党（国民党也在内）要多得优秀党员，这种合理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国民党用饭碗的威胁来强迫入党，在大后方闹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实在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好的政党能起领导的作用就在集中优秀分子，不仅重量，尤须重质，这样“兼收并蓄”，无所不拉，于党何益？假使全国国民都个个入党，那党的招牌可以脱下，换上中华民国的招牌，又何必有党？他承认这种办法是不对的，但却轻轻加一句说：“总裁要这样办，有何办法！”我想蒋先生不会见不及此，即退一步说“总裁要这样办”，如果知道是不对的，大家也应该竭诚进言，不该只在房间里恣嗟叹息而默无一言。他听我这段不入耳之言，也只有默无一言而已。我暗中想这还是“领袖脑壳论”的遗毒在那里作祟罢！

　　也许有人以为这是“消灭异党”的一种好办法吧，因为大家都进了国民党，任何“异党”都没人做党员，岂不等于“消灭”了吗？这真是想入非非之谈，事实上的效果如何，不是很明显摆在人人的眼前吗？

　　“人事摩擦”是不该有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政治“曲线”的逐渐下降，“人事摩擦”也随着愈逼愈紧，不但要强拉入党，而且疑心生暗鬼，动不动就疑心你是什么“异党分子”，那就非严厉对付不可！

　　复旦大学的某教授告诉我，有几个该校的东北籍同学，平日很勤学，但因不修边幅，常常发蓬蓬而衣褴褛，被校外的特务老爷所注意，时有暗中追踪探察之事发生，疑心他们是“异党分子”，他们蒙此不白之冤，骇怕极了，竟而不敢在校，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去，宣告失踪！这位教授忧形于色，说好好青年，如此受压迫，怎样是好？该校校长还是国民党党员，听说他还和CC派接近（大后方的文化支配大权，握在CC派手里，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所知道的。）颇不高兴，宣称以后有事当由校长处理，无须校外特务费心。

　　即令是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何以便有“异党分子”的嫌疑？这点也颇费解。有人说，特务老爷这里所疑的“异党分子”，是指共产党分子，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能刻苦耐劳，蓬头垢面，衣服不整，似与刻苦耐劳有关，所以便生疑问！如果特务老爷真是这样想法，真是冤哉枉也，因为天下刻苦耐劳者多矣，并不限于共产党。

　　可是这类传说很盛。当时政界中人兼营商业以增加收入的颇多，即令是中小公务员无力独营，也多营营逐逐合力而经之营之。据说如有公务员只会刻苦耐劳，认真办事，而不想在生意眼上赚些外快，那也要被特务老爷认为具有“异党分子”嫌疑犯条件之一！

　　除刻苦耐劳无意外快等等之类，他们当然也要注意思想行动。关于思想，特别注意你看的书报。中央政治学校有个湖南学生，因为偶然在抽屉里被发现了一张《新华日报》，被确定是“异党分子”，便立刻被开除，而且在冷天被强令他把身上所穿的冬季制服脱下，立刻离校。（该校名义上系蒋先生任校长，实际上是陈果夫氏任教育长。）那个学生无可如何，只得向认得的湖南同学借些衣服，勉强离校，一时几陷于绝路。其实《新华日报》虽是中共的机关报，但却经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准于注册发行，所登的言论消息也经过国民党所领导的重庆新闻审查机关核准的。既准它公开发行，认为是合法的报纸，看的人——而且是偶尔被发现一张报纸的人——却须受到那样严厉的处分，在法律上实在是说不通的。（以上所述的事实，是被开除的青年亲自告诉我的。）

　　讲到行动，在重庆轰传一时的中苏文化协会同其他中英中美等的相类机关有同一目的，是旨在沟通两国文化及增进两国邦交的。该会是由孙哲生先生任会长，邵力子先生任副会长，完全是公开的合法的机关，且在国民党要人领导之下的。该会有几个高级职员于一九四一年元旦往苏联大使馆贺年，意思也不过联络友谊而已，这在中苏文化协会这样的一个机构看来，原是极寻常的事情。郁文哉那天也冒冒失失地跟着他们前往，回来时不幸走得慢些，一人落后，竟被特务老爷绑去，认为他的“行动”有异党分子嫌疑，后来虽经孙哲生先生设法保出，但已遍体鳞伤，背上打得血肉纷飞了！能够由孙先生保出，算是万幸，事后报上固不敢登一字消息，他也只得饮泣吞声，不敢声张。但是这件事却已喧传于重庆的文化界。

　　在蒋夫人所领导的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里有一个青年妇女工作者周健女士，对于慰问及帮助抗属（抗战军人的家族）的工作非常努力，不畏劳苦，听说有十分之七八的抗属都认识她，和她有深厚的感情。她为热忱所驱，往往忘餐废食去做她的慰劳工作。但是她就因此“行动”被特务疑为“异党分子”，有一天深夜由两三个便衣特务，居然在她的办事处冒充周女士的朋友将她喊出，然后拿出手枪威胁着她同走。她被禁在川东师范旧址，CC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所管的防空洞内，关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由蒋夫人设法保出，她只被打过手心算是轻之又轻的责罚了！

　　像郁文哉及周女士有国民党要人设法保出，总算保了生命，其他没有这样保证的要人关系，为着“人事摩擦”而被冤枉牺牲的，何可胜数！报上其先不敢直载这种消息，只说“失踪”，后来“失踪”登得多了，新闻审查机关大概觉得有碍观瞻，连“失踪”都不许登载了。

　　“人事摩擦”似乎比“军事摩擦”和平，“文化摩擦”似乎比“人事摩擦”和平，其实是同样地残酷，而且还要普遍化。“人事摩擦”不仅因入党问题而打破饭碗，断绝生路，往往因“异党分子”问题而被绑入狱，断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无从探问，死得不明不白，其严重性往往非“人事摩擦”四字所能形容其万一。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连结在一起。说到这一点，我想起最可敬爱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郑代巩，原来是全国学联的一位健将，随后就主持救国会青年部工作。为人深沈忠实而耐劳，他在重庆差不多以个人力量支持《战时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各校，联络进步同学，使该刊成为他们的思想机关，故销数惊人，为青年刊物冠。最有趣的是当空袭警报来时，你可以看到他什么都可以不拿，必须拿的是一个他所最宝贵的提箱，很沉着地一步一步向防空洞走，那只提箱就等于他的编辑部，里面有的是《战时青年》的文稿校样等等！这样忠诚于工作的可爱的青年，这样不畏艰苦的青年，又被特务老爷认为具有“异党分子”的资格！有一天他在马路上被一个特务老爷拿出一枝手枪威胁着绑去，和郁文哉关在一处。文哉将放出的时候，他很诚挚地偷偷恳托文哉传给救国会同志令人听了流泪的话：他嘱同志们放心，他宁愿一死，绝对不会做出对不住同志的事情。听说特务老爷们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所最不满意的就是他有“异党分子”的嫌疑！后来他们决定把他枪决，我们得到这个消息，都为这位同志痛哭一顿。可是郑代巩的本领真大，不知怎样竟被他逃了出来！我们大家得到了这个喜信，都喜欢得说不出话来！他自己替中国保全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真是功德无量，可贺之至！可喜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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