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

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1)

　　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如把政治的进步当作“曲线图”来看的话，那么可说这“曲线”是开始渐渐向上升，取径尽管迂回曲折，而渐渐上升却是事实，而其主要的象征或经纬则为团结和民主。如我上面已经说过，中央和西南似乎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得以消除了，国共内战亦得以结束了，全国团结御侮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来。这是关于团结的象征。在全面抗战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成立国防参议会，延揽抗日各党派的若干领袖参加，共商国事，虽规模简陋，但用意是要向民主的初步走去，却是一种好现象。到武汉后，规模更加扩大，内容更加充实（比较国防参议会而言），成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这是关于民主的象征。

　　当然，所谓团结并不限于内战的消弭与停止，所谓民主亦并不限于国民参政会一个机构，凡是关于民众运动（包括民众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关于文化活动（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态度等），都随处和团结及民主发生关系。当时邵力子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对于文化的政策和态度，的确较后来的开明得多了。

　　所以我说那时的政治“曲线”是渐渐向上的。但是我也说过，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渐渐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后的数月间降到最低度，在妥协阴谋派大有重新扩大内战以破坏抗战的企图！（后来如何避免了这惨剧，下文要说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至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这三四年间的一段有关中国政治“曲线”升降的实际情况，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里曾有比较有系统的论述，所搜集的材料比较充实丰富。我在那本书里特别注意客观的事实，真实的材料，自信是出以沈痛的态度和诚挚的心情，仍在诚恳希望国民党能虚心反省，容纳诤言，使国民党从开倒车的泥淖中转到进步的大道上。国民党是当今执政的政党，如能从开倒车的泥淖中转到进步的大道上，中国的政治“曲线”便只会直往上升，而不致下降，这不仅是中国之福，也是国民党之幸。我的那本书也许不免直率，但却是本于这个动机而写成的（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后写成的）。

　　我希望那本书能做本章的参证资料，有许多事实，我便不想在这里再作详细的复述。我在这里只想说明我第四次流亡前夕的政治形势和由政治“曲线”下降而影响于进步文化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政治“曲线”逐渐下降，华北发生国共间的“军事摩擦”，大后方发生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文化摩擦”。其实“文化摩擦”这个名词还不能成立，因为军事还可以武装对垒一打，受压迫的方面还有武装可以来抵抗一下。讲到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一遇到国民党的压迫，那就只有受压迫罢了，在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疏解和抗议都无用，压迫者是可以任所欲为，倒行逆施的。

　　各抗日党派只有国共两党有武装，所以“军事摩擦”只限于国共两党。关于这件事，何应钦氏以参谋总长的资格在国民参政会中报告军事的，只根据国民党“摩擦专家”的单面报告，大放厥辞，置对方将领的无数报告的事实于不顾，完全抹煞，一字不提。这种偏私的态度引起了中共参政员的严重抗议。这种情形也引起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的焦虑，因为在此抗战时期，枪口应该一致对外，内部的“军事摩擦”如果扩大，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有利敌人，这对抗战是大不利，是很显然的。他们再三加以考虑之后，觉得要根本“治疗”，达到和衷共济的目的，还是要在民主政治方面着手，于是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实施宪政的提案有如雨后春笋，由国民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纷纷提出。

　　国民党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宪政是中山先生遗教中所固有，没有反对之余地，为抢先一步起见，特由国民党在参政会中的党团迅速嘱由十九位国民党参政员也提一个实施宪政的议案，只是措辞与众不同，是要承袭国民党在民国二十四年所公布的国民大会老案而筹备的。这样一来，又伏着多少暗礁，因为以前已选出的大部分国民大会代表，都是贿选出来的，闹过不少笑话，（且而据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先生所自称过半数已做了汉奸，）组织法也是在国民党与其他党派合作以前所规定的内容，有许多和抗战以后的情形全不适合。时期不同，时代进步，所用办法原可重加考虑，这是很寻常的事，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咬定要完全照旧的，在各方面所举行的宪政座谈会中禁止讨论以前所公布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

　　此外，国民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认为在实施宪政以前，应展开宪政运动，由各界举行宪政座谈，给与国民以教育的机会，也只有人民都能起来关心宪政，宪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不是少数人的玩艺儿。这一点又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谅解。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先生对人说：“你们少数学生在房间里研究研究宪政是可以的，何必各界民众开什么宪政座谈会呢？”他们的意思，宪政运动最好是限于“房间运动”，不必混入什么民众运动！说来似乎奇怪。宪政运动的提倡，原是抗日各党派鉴于党派的摩擦，有碍团结抗战（及建国），苦心孤诣想用宪政来增加和谐，巩固团结，不料却因国民党有些人的坚持顽固成见，反而引起不少的纠纷！这实在是和我们的原旨相违背的，关于这一点，国民党的顽固派实不能不负其责。

　　关于战时首都各界宪政座谈会所闹的笑话，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曾有述及，在这里不想再说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这里附带谈谈，那便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所举行的宪政演说大会。

　　当时偶有朋友从西安到重庆，看到重庆报上载有什么宪政运动的消息，认为是奇迹，因为他说在西安乃至西北各地报上（延安除外，《新华日报》上载有该处宪政运动的热烈情形。）根本就看不到有宪政这两个字样，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个运动封锁的厉害。但是宪政运动究竟是根据中山先生遗教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在战时首都及其附近的较大的地点不能完全加以封锁，至多只能消极或实行相当“抵制”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的团体或学术机关还有陆陆续续的什么宪政座谈会或演讲会出现。重庆中央大学便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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