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8)

第一章流亡(8)

　　王造时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审问的时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法官的询问。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救亡运动演讲大会，回答时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挥手大作其演说家的姿态，边说边把身体慢慢向后转，先转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对着他后面济济满堂的听众。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对着他后面的许多听众！法官很客气地请他把脸回转来对着他，他只好照办，但顷刻间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后转，引得全堂大笑。

　　沈钧儒先生年高德劭，爱国热诚，感动全国，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蔼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肃然起敬。审问我们的那位法官总是多少还具有一副好心肠（至少和那位检察官不同），他看见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里觉得不忍或惭愧，屡次很谦恭地请沈老先生就坐（临时备有一张椅子给他老先生坐），老先生宁愿和其他救国同志共甘苦，不愿独坐，始终未曾应允。

　　当时我们七人，每人有三个律师辩护，都是上海名律师，自愿担任义务辩护，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师，成为一个律师团。开审的那天，他们都穿着律师出庭穿的“道袍”（好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两排坐在听众的前面，面对着法官。那种现象真的好像一群道士在那里念经拜忏似的。那个黑着良心诬陷周纳的检察官虽坐在法官旁边，却大摆其臭架子，各位律师把他所说的鬼话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张志让律师当日为沈老先生的辩护人，不知说了什么直率的话，那检察官居然老羞成怒，大发雷霆，说他侮辱了检察官的尊严，大声问他姓甚名谁，张律师也严正地照答，他竟倚仗官势，叫书记把张律师的姓名记下，好像有什么神威随后可以施展出来似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那种荒谬举动激动了全体律师团的公愤，两排律师全体起立，严正地声明他们和张律师同一意见，如要叫书记写什么姓名，可把全体姓名写下，这样使得那个摆臭架子的检察官吓得面色苍白，哑口无言，尽上海人所谓“坍台”之能事！（用国语说来，便是丢脸。）这种地方也可以看到集体的团结的力量。

　　开审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经过几条街，当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汉相待，凛于民众爱国的热诚，恐有“劫狱”之举，真是防卫森严。四辆汽车，除史大姐（史良律师，我们都称她为大姐）独乘一辆外，其余二人一辆的旁边踏板上站着两个宪兵，两个警察，全体持枪上刺，真是严重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双岗。李公朴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辆，而且先行，他们两人都有胡子，虽则老先生有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却满嘴像板刷！沿路站岗的警察不知出于什么误会，对于第一辆汽车（即李沈两先生所乘），经过时都立正行礼，李先生说他一路忙于还礼，都是为着那把胡子受累，（他以为因为他的胡子尊严！）但他同时却大拉其胡子，认为这把胡子不可不留！

　　抗战国策既经决定，我们也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前夕被保释到了上海，参加抗战工作。

　　现在要讲到第三次流亡了。

　　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第二两次以及以后几次都迥然不同。以后的暂且不说，上面所谈过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流亡，显然和政府当局是有着矛盾因素存在，是由于受着内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的。第三次流亡是在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三个多月，国军因战略关系而退出淞沪，转移阵地，我们的文化工作及后方工作也随着国军转移阵地而转移阵地，其情形显然和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时政府的抗战国策已定，且已付诸实行，全国已经和平统一，西南问题固然已和平解决，即国共第二次合作亦开始实行，全国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同心协力，团结御侮，参加救亡运动的许多同志，不惜冒万险，排万难，唯一目的在形成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团结御侮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虽仅粗具规模，尚有许多困难尚待克服，有待于更艰苦更忍耐的努力奋斗，但就抗战而论，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实已显露其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以后，军民联席会议，各抗日党派代表与党政军当局的经常的联席会议与合作，民众运动的相当开展，前后方工作相当联络，都使人感觉到精诚团结一致御侮的开端，虽则其间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一面联络同志创办《抗战三日刊》，一面参加上述各项工作。即生活书店的许多同志，也全体动员，除原有文化岗位的工作外，也量力纷纷参加其他后方工作，精神上都是十分紧张而愉快的。这和其他时候在流亡以前是在遭受着内部压迫的，使人透不过气来，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了解中国这次的抗战是持久战的性质，决不幻想在八一三开始的淞沪一战即能像奇迹似的达到整个民族解放最后胜利的目的，所以那时的依照原定计划或依照战略转移阵地，决不是中国的妄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国抗战所固有的本质，虽则因人事未尽，像南京的迅速溃退及广州的倏忽沦陷，其间遗憾之处还是有着不少，令人不胜愤慨的。由于中国抗战的整个过程是持久战，在某种情形下依战略转移阵地不但不是可悲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八一三淞沪战争坚持三个多月以后转移阵地而随着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而和因为内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其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其他的流亡的意志也不是消极，也是向前积极努力奋斗，那末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了。

　　当日有英美法势力存在着的上海租界存在，日军虽已横行淞沪，而藏身租界中的抗日分子尚不致无法脱身。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沪，乘轮赴港，由法租界码头上渡船，自渡船至轮船间尚有一大段水路，已有好些日本军官乘小轮来来往往梭巡检查，我改装杂在渡船人群中，未被注意，上轮之后，见金仲华先生和他的妹妹端苓已先在，我们三个人同一舱，倒也不寂寞。到港之后，先后到者已有多人，如张仲实、钱俊瑞、杨东蓴、沈兹九诸先生都已到，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商量路程。

　　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汉，所以武汉成为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决定由广州经衡阳往武汉。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先生适往乡间视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线督师，桂林由参谋长夏威先生坐镇。刚巧白先生的闵秘书因事在港，正要回广西，我们知道夏参谋长听说我们这一批人要经过广西，特电李白请示，李白复电嘱予招待，即由闵秘书陪我们同往，这给与我们以不少的便利。

　　寻常的流亡生活，在途中总是要在隐藏的状态中，这一次人数既多，又是浩浩荡荡地公开进发，在流亡生活中可谓别开生面。途中大概费了半个月，经过的情形，我写有连载的十几篇文章，到武汉即登在《抗战三日刊》上，后来收在拙著《再厉集》里，在这里不想详述，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当时广西许多男女青年学生——自初中至大学——的求知精神和诚恳态度，以及青年活泼可爱的气概。

　　我们由香港乘小轮先到梧州，除应当局的招待外，最忙的是回报青年朋友们的要求。我们除对他们作大规模的演讲外——我们同行的一批朋友全班上场，听讲的男女青年以数千计，还不够，我们住的旅馆里，客堂里，客厅里，乃至房门口，都挤满了无数的男女青年，他们急于要提出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抗战的问题，战时教育问题，以及在抗战期间与青年切身有关的其他种种问题，向我们提出商榷。这许多可爱可敬的青年朋友，实在使我们太感动了，我们这一批朋友都一一接谈，谈至午夜尚不能完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未久，我尚未盥洗，下床开门一望，已见房门口站满了不少人！我只得一面洗脸，一面继续谈话。青年朋友的诚挚勤奋的精神实在太令人感动了！

　　我们经过沿途各地点，都有这样的情形，到桂林因学校多，就更忙。我们这一批朋友，戏称自己这一群为“马戏班”，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会做什么“马戏”，却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群：金仲华先生讲国际问题，张仲实先生讲思想问题，钱俊瑞先生讲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蓴先生讲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先生讲妇女问题，我讲团结抗战问题。到一处便有许多青年朋友和我们商榷这个间题，讨论那个问题，闹热得什么似的。在桂林有一天下午我和金先生应广西大学学生之约，本来预备每人演讲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但是因为全场千余的男女同学非常热烈，大家继续不断地提出许多问题来商讨询问，竟从一点钟讲到六点钟，还全场空气紧张，兴趣浓厚，我和金先生也非常兴奋，轮流答复，始终不觉疲倦。后来该校教务长先生因时间太晚，同学们要吃晚饭，才宣布散会，答应他们以后有机会再谈。

　　当时广西的青年有这样蓬勃兴奋的求知精神，固有青年的本色，而广西当局对于教育文化及指导青年的比较开明的政策，也值得我们的钦佩。

　　当时我们和许多青年谈话中，他们里面思想水准较高的，对于广西省党部的某委员表示不满，说他不能了解青年，甚至有压迫青年思想的行为。我们有几次在各处演讲，这位委员总是殷勤相陪，有人说他是意在监视我们，我们当然不敢无故妄加猜疑。不过有一次他听到钱先生讲农村经济问题，强调农民生活的苦况，有加以相当改善的必要。在抗战期间，有相当改善民生（尤其是下层民生）的必要，这原是常理，并不足奇，但听说这位委员在背后已啧有烦言，认为钱先生有煽动“阶级斗争”的嫌疑。以这样顽固的成见来领导青年的思想，不免要引起青年的不满意，却是意中事。这位委员原属广西派，后来听说他加入了CC派，对压迫青年思想有变本加厉之势。这个传说如果属实，我们不禁为广西痛惜。

　　当时这位委员几次相陪，听到我们“马戏班”几次“表演”之后，觉得我们所谆谆启迪青年的都重在顾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重在团结全国御侮，对于中央有着善意的态度，对于国民党也有着善意的态度，颇以为异，他说这样好的态度，在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间接听到这种说法，也“颇以为异”，因为我们的态度始终是这样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他何以在相陪几次之后才“颇以为异”？其实有何“可异”之处？

　　平心而论，国民党肯以善意对待抗日各党派，抗日各党派必然会以善意对待国民党；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肯以善意对待抗日各党派，抗日各党派必然会以善意对待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所谓善意，决不是指煦煦小仁，或施以利诱，也不是笼络以高官厚禄，而是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在政策上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团结抗战，即不应纵任少数人破坏团结，间接即破坏抗战；人民希望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即不应拖延搪塞，甚至反民主，提倡新专制主义；人民希望进步文化的发挥光大，即不应压迫思想，开倒车，摧残进步文化。

　　这样不但能造成全国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协力合作，即国民党本身，也在进步的大道上向前迈进，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这是国民党之幸，也是中华民国之福。真正爱护国家民族的，应该这样勉励国民党；真正爱护国民党的也应该这样督促国民党。

　　我们这个“马戏班”大概于二星期之后达到了武汉。我们仍集体地住在汉口“文化街”（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楼上（杨先生例外）。我们一方面各就自己的文化岗位上工作，一方面参加后方的抗战工作。讲到抗日各党派的团结合作，一九三八年可谓最盛的一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在武汉成立，虽组织和职权距真正的民意机关远甚，但政府的确延揽了抗日各党派的若干重要分子，表现一种新的气象。民众运动方面也有相当的开展。我一面主持文化事业，主编《全民抗战三日刊》，一面参加“参政”及救国团体活动。

　　但是不幸这只是“曲线”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这“曲线”便逐渐下降，愈逼愈紧，一九四〇年我不得不作第四次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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