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6)

第一章流亡(6)

　　在港办报的时候，正是陈济棠氏在广东做“广东王”的时候。我和他原无一面之雅，他听见我到香港办报，特派曾任经济部次长的P先生由广州到香港来约我去谈谈。P先生，我在英国时曾见过几面，那时他在牛津读书，我在伦敦及旅行到牛津时，都在友人处遇着过他。我当时知道他是广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时候，头脑都比较地清楚，所以我们还谈得来，虽并没有过什么深谈。陈氏派他来约我，也许因为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认识我。我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距离香港近在咫天的广州当局约去谈话，当然是愿意一行的，所以便偕同P先生赴广州。我因职务很忙，所以言明当天到广州，当夜谈话，第二天即须回港。

　　到广州后，承陈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个很讲究的旅舍休息一会，当晚即往陈氏所自建的花园别墅。（似是这样名称，或是小花园，已记不清，总之是在广州一个很有名的很讲究的建筑。）他有好几辆很宽大讲究的汽车，特派副官乘一辆来接我去。近别墅及别墅内武装保卫森严，持枪鹄立，见有陈氏副官陪着一人乘着陈氏自己的汽车疾驶而来，也许以为是什么大官儿，都大行其敬礼，不知道只是一个新闻记者。陈氏闻报，亲至车旁迎接，身穿灰蓝色绸衫，彬彬有礼，看上去却好像乡间来的一位财主士绅。我们大概单独两人对谈了二小时，谈的是抗战问题。当时西南有不少人认为非倒蒋不能抗战，陈在当时也有这类意见，这和我上述的团结御侮的意见不无出入，我便尽其所知，详为说明。临行时，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车护送，他亲自送至车旁，亲自代开车门，行一深鞠躬礼而别，颇能谦恭下士。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车回香港，临行时他说：“陈老总觉得文人生活艰苦，如你同意的话，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谢谢他的体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办报办刊物，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所以请他代为婉谢。

　　后来李宗仁氏到广州，也约去谈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广州也约去谈了大半天。他们的抗战情绪都非常高，但因为西南和中央仍处于敌对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我对于国内外形势及全国必须团结始能御侮的意见，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见过，但是他们直截爽快，我们一见如故，尤其因为他们主张抗战，谈话易于接近，虽则李更直率，白较深沉。

　　后来幸而由于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全国舆论的呼吁督促，不但西南问题终于和平解决，即国共战争也得到和平解决，于是内战终于避免，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抗战才得实现，这虽是某些妥协阴谋派所疾首痛心，却是全国爱国同胞所额手庆幸的。

　　这决不是一二“脑壳”或少数人的“脑壳”起了什么神秘的作用，而是全国民众的实际要求所反映。能符合这种反映的主张或言论才有力量，否则无论你如何自信神通广大，无论你怎样卖力开倒车，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办报办刊物的经过，我不由自禁要很沈痛地纪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时我就称呼他“永德”，因为他真是我们里面一位小弟弟，死时年龄才二十岁左右，如果他亲耳听我称他做“先生”，也许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周刊社公开考取的第二个练习生（后来生活书店规模渐大，一考取练习生，一次就是一二十个，最初规模小时，每次考取一个两个而已），来时年才十四岁，沈默寡言，勤于学习，业余自修非常勤奋，所以进步非常快。对职务忠诚切实，富责任心。我办《大众生活》的时候，他就担任助理编辑，同时相助办理文牍。你看他那样年才十几岁的小小个子，他的学识由于数年间的自修，已超过一般大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准，他的办事经验由于数年间的训练，也已丰富纯熟。每日各处读者来信很多，有几位同事帮我料理，他也是一个，每日各信由我亲自阅看以后，口授答复要旨，他写作已很纯熟，常识尤为丰富，每日持笔作复数十信，在不声不响中办得妥妥贴贴，视为常事。有种青年容易犯一种毛病，即知识稍有进步，即虚骄之气逼人，实际上由此阻碍了自己的再进一步。永德刚刚相反，他愈求进步，愈不自足，愈虚心。他对事能从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谅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态度。因此许多同事对他都很敬爱。

　　这样进步可爱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样竟被特务所注意，特务魔手的暗影已渐渐向他笼罩过来。我知道他在上海有这样的困难，所以赴香港办报的时候，就叫他随后也来香港。《生活日报》开办之后，他就担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编辑（该刊由我主编）。他的知识和办事能力比前更进步，而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忠诚于职务，不怕麻烦，不怕劳苦的精神。我们在港办报时，因资本有限，自己还买不起卷筒机，是租用《大众日报》的机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们的，当时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机又须和别人分用，所以相当吃力。为着《生活星期刊》的编排印刷，我们两人常须共同工作到深夜，还要到印刷所中亲自照料一切，几次的校样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临时阅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劳苦，却常常顾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过于疲乏了，便在深夜催我先回，说他可以久留一些时候，不至偾事。我虽疲乏，对于工作的兴趣却很浓厚，往往他催了几次，我还不走，但是他总是时时关心，屡催不已。他那样忘己地工作，那样诚挚地爱护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却。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报》只得暂时停办，但《生活星期刊》却仍移沪续办。永德不久也随着到上海，特务的魔手暗影对他愈逼愈紧，屡次到办公处来要寻觅“王永德出来谈话”！我们以为他应该暂避，刚巧杜重远先生要找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编辑狱中笔记，我们就请永德暂时在家里做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烦。这件事在他是可以胜任愉快的，我一建议，杜先生就赞成，他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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