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5)

第一章流亡(5)

　　话说得远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LC二位回到南京之后，对于我的报告也许还不算很坏，因为接着得到消息，知道蒋先生有意约我往南京和他当面一谈。由杜月笙先生出面表示，他愿意亲自陪送我往南京见蒋先生，并于晤谈后亲自陪送我回上海。这是出于杜先生的一番好意。当时上海有个地方协会，是由上海工商界巨子所组织的，杜先生是该会的重要分子（好像就是该会会长已记不清），秘书长是任之先生。我由任之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杜先生。当时杜先生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又是蒋先生最亲信的一人，有许多职业界的朋友觉得由他出来保证安全是再靠得住没有，都赞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胸脯说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来，安全绝对没有问题。”他一面这样说，一面即电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于某日亲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我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虑之外，还要征求救国会的几位同志的意见，因此在未决定以前，对于杜先生之约一时未置可否。在讨论期间，当然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估计不致有何意外（指扣留之类），尽可赴宁一谈。有些同志却认为不妥，关于救亡运动的态度既不能随便迁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经过大家两次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决议告诉杜先生的时候，知道他所约的日期即在翌日清晨，当晚即须乘火车赴宁，对于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认为是失约。当天下午在中汇大楼（杜先生的办公处）和杜先生谈话的时候，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银行家，他和蒋先生很接近，平日对我也很有好感，听到我的决议，很诚恳地不慌不忙地对我说道：“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但是我的意思已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只有谢谢这位银行家的好意，并再三对杜先生道歉而已！

　　后来据杜先生说，翌晨戴笠在南京果乘车往车站来接我们，接不到人，只得丧气乘原车而回，那天早晨适有倾盆大雨，泥泞溜滑，半途车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实在对不住他。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

　　别的不成问题，尚成问题的却是上述某银行家所说的话。我已拒约，有些熟悉实际情形的朋友便认为我不宜再住在家里，于是我只得隐藏。讲到再流亡海外的计划，我刚由海外回来不到四五个月，负债未清，在经济力上也无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爱护我的朋友都认为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较近的香港，这样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当时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领导抗战，也是救亡运动蓬蓬勃勃的一个区域，香港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后，便创办《生活日报》，同时编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周刊，所以采用这样累赘的名称，因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词，在内地发行才不受阻碍。）当时的香港，文化园地非常荒凉，和在抗战以后的情形相差很远，当地日报每日销数最多的不过五六千份，《生活日报》一出版即每日销到二万份，已震惊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当时的香港究竟不宜于全国性的报纸，日报寄到内地，在时间性上已不免落后，而邮费又奇昂，因此《生活日报》每月亏本，亏到四五个月，无法再亏下去，只得自动停刊。同时也因为救亡运动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实上也无法兼顾。

　　当时编辑部人马却相当充实，有金仲华、恽逸群、王纪元及柳湜诸位先生参加。后来胡愈之先生由法国回来，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人力相当充实，而财力却不够雄厚。《生活日报》原在上海发起，原定资本三十万，系两合股份公司性质，承各处读者踊跃投资，不到一个月已凑集资本十五万元以上。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闻而震惊，听说曾经开会讨论，想单独投资十万元，后来因知道是两合公司，虽多投资而亦无法操纵，只得作罢。《生活日报》原可顺利产生，后因我受到政治的压迫，实际上办不起来，为顾全投资读者的利益即本报的信用起见，将存在银行的股款本利全部归还。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时，因系试办性质，系由生活书店理事会决定资助，结果在经济上是遭到相当的损失。

　　但是由于本报同人的努力，在推进救亡运动的效用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当时民族统一战线已在积极酝酿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迅速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换句话说，国内必须和平统一，作为团结抗战的基础，原有的内战固然不应继续，更不许有其他内战的发生。当时中央与西南处于很尖锐的敌对地位，而我们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持论和当时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时论不同。他们有的站在袒护中央的立场，便主张中央用武力讨伐西南；有的站在袒护西南的立场，便主张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总之一不幸而开火，无论谁打谁，新的内战又起，这对于全国团结抗战都是不利的。我们站在全国团结抗战的立场，反对原有的内战继续下去，也反对有任何新的内战又发生出来；不管它是国共战争也好，中央与地方战争也好，都是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国团结抗战的莫大的障碍，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主张中央应采纳西南抗战的请求，同时西南应力避与中央武力的冲突。我们的这种主张，曾在当时言论上作有力的表现，坚持到底，毫不动摇。

　　我们当时不但对于西南问题有这样的态度，并推广这个原则应用到整个的救亡运动，就是在团结御侮的大原则下各方面都应该消释前嫌，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问题共同奋斗——也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们几位在港的朋友曾为着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天几夜，结果草成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由我亲自带到上海，再和沈钧儒、章乃器诸先生及其他救国会诸同志作详尽的检讨，经过港沪几位朋友多次的商讨和修正之后（当时陶行知先生适因赴美经港，对小册子内容亦曾参与商讨），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和我四个人共同负责署名发表。这本小册子最初产生于香港的生活日报馆，最后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国，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的反应。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时候。

　　除上述的那个小册子外，关于办理《生活日报》的详细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的经过》一文载在拙著《经历》一书中。在港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文字，后来印成一本《坦白集》，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收在该书附录里，以便浏览。

　　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对于读者诸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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