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2)

第一章流亡(2)

　　但是一方面由于读者群众同情心和协助力量的伟大，一方面由于当时所谓特务工作还不及现今的猖獗——尤其是对于文化事业，邮局寄递虽受了无理的禁止，但是交通机关，如铁路，轮船，民航等等地方，随处都有同情热心协助的读者帮忙，一大捆一大包地运输出去，销路不但不因此减低，反而经常增加起来，并且延展了两年的生命，直至我出国之后若干时后才被封闭。（封闭之后，挚友杜重远先生接着办《新生》周刊。）

　　且说《生活》周刊虽在禁邮的情况下保持着它的英勇公正迈进的态度，但是在当时即站在团结抗战民主运动的最前线，愈益受到当道的嫉视，无宁说是意中事。

　　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它的艰危的程度也往往随着增加。

　　火上添油，如上所说，我一面又参加了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所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提起那时的民权保障同盟，也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种支流初步运动。民主政治不能离开民权，说到民权，除了选举权罢免权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谓四权之外，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听到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说起。因此，各国宪法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即就中国说，仅有的基本法如《临时约法》，以及《刑法》，都规定捕人罚人必须经过法律的手续，即由公安或警察机关拘捕，也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送交法院依法处理。此外如公开审判，律师依法辩护等等，都是防备违法残害人民生命的必要手续，在法律上也都有明文规定的。

　　但是在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等发起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所谓特务已经横行，他们避开法院和法律，用绑票方法秘密捕人，酷刑逼供，惨无人道，随意处死，有冤莫伸。在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情况之下，有用的人材和无辜的青年被牺牲的不知多少！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很友好的南洋大学同学，他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年才十八岁的优秀青年，而且是个独子，他的寡母就只有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爱子，不幸被特务绑去，硬说他是共产党，但毫无证据。他的母亲哭得满地打滚，求援于我的这位同学。当时特务大权握在CC派手里。我的同学和该特务工作主持人亦有同学之谊，便挺身而去，力为担保。答复说可以释放，不过必须写一张悔过书。那个孩子却是一个有骨气的硬汉，他说无过可悔，不肯写什么劳什子的悔过书。结果他终于不明不白地被无辜枪决了，他的母亲虽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何济于事！我的这位同学原是一位和平中正的好好先生，也气得切齿痛恨，怒发冲冠，但亦何济于事！这只是我所亲自看到听到的一个小小例子。类此例子，比这例子更惨酷万倍的，更不知有整千整万，不可胜数！

　　民权保障同盟便在这种惨况之下产生。特务的违法横行，草菅人命，用绑票的方法，用秘刑的拷打，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中进行的，（后来在内地发生“失踪”的新鲜名词，当时这种名词还未曾发明！）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要揭发这类黑暗的违法行为，依法加以援救。

　　蔡孑民先生负党国重望，对于构成国家民族奠基石的优秀青年及人材尤爱护不遗余力。孙夫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由他们两位出任正副会长，该同盟的力量更为增加，在国际宣传上也更为有力。当时中国特务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勾结租界当局，英美的政治虽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对于法治二字，总比CC派的特务重视一些，所以他们的黑暗伎俩或事实经民权保障同盟揭露之后，对于他们多少也要增加些麻烦。此外该同盟也时常根据事实，直接向有关当局交涉。寻常老百姓如向他们哀求探问，他们可以厚着脸皮回答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你又将他们奈何！只是由党国元老主持的该同盟，根据事实提出交涉，却不能像对寻常老百姓那样易于对付了。

　　这种情形在当时南京当局方面，有一部分人当然满不高兴。他们虽然胆大妄为，但对于党国元老如蔡孙，究竟不敢遽下毒手，于是决定先从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下手。

　　当时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在上海，开会时总是和上海分会开联席会议。每次参加者有蔡先生，孙夫人她的英文秘书史默得莱女士，鲁迅、林语堂、杨杏佛、胡愈之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每次开会总是由蔡先生主席。因为有西人参加（还有一位是西报记者，忘其名），中文文件每由林先生当场译成英文，译得很恰当。开会时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纸烟。他们两位吸纸烟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

　　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在他，他又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满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他在事前得到警告，随着事变发生。他有一天刚和他的十一岁的儿子小佛上汽车，暗杀他的枪弹四面飞来，他用全身包围着他的儿子以卫护他，结果他的儿子幸得保全生命，而他自己却被乱弹所牺牲了。

　　随着谣言四起，有几种“黑单”的传说，鄙人也蒙他们青睐，列名其中。

　　杨先生死后，送往万国殡仪馆大殓，当时人心浮动，吊者寥寥，不过数十人而已。我和胡愈之先生以杨先生为公而死，殊可钦敬，相约同时偕往灵前致敬，表示哀诚。到时他正在入棺，当时他已和他的夫人分居（似已离婚），只听见他有个胞妹在惨呼大哥，悲泣甚哀，令人凄然。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文化界有几位特别爱护我的好友劝我出国暂避，于是开始我的第一次流亡。

　　出国不是一句空话所办得到的，必须有相当的经费。幸而有几位好友在国内拍胸膛，先筹集三千元，叫我带着先走，随后他们再设法借款接济。我在国外便就视察所及，努力写书，以作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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