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

第一章流亡(1)

　　这本书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写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谈流亡。

　　我这个人就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很富于流动性似的，好像是很好动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从上海做出发点，由大西洋流动出去，于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动回来，在地球上刚刚环绕一周，流动了这么大的一个大圈子！随后十年来，除和几位救国会的同志在苏州略尝铁窗风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乐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动，在实际上我很怕流动。

　　我怕流动，倒不是因为我懒惰。

　　第一因为我的职务关系。我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编辑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国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真正认真办事的机关往往事多人少，不易离开职守。我虽怕流动，在职务上需要流动的时候，也只得流动流动。例如初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职业指导股主任的时候（当时该社主任黄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办事，我不久即改任编辑股主任，主持《教育与职业》月刊，职业教育丛书，后来专办《生活》周刊），就为着职业指导运动，偕同杨卫玉先生（当时任该社副主任）跑了十来省的路，不过比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区域。

　　第二因为我有晕船晕车的毛病。这种毛病虽不算很利害，但有时却也够麻烦。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事时，有时因该社在南京开年会，有时因演讲（当时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每设有职业教育组，请职教社同人任讲师），我临时由火车偕任之先生于晚间赶往南京。当时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车是最经济的办法，夜里十一点钟开车，第二日晨六七点钟便到。但是因为我们乘的是二等车，四人对坐，中间一小几，不得躺下去睡觉，有时同座虽偶然空个位置，弯曲而卧，也勉强得很。以有晕车习惯而又不惯熬夜的我，每经这样一夜，便不免头昏脑胀，精疲力尽。我当时实在敬羡老前辈任之先生那样的精力。我在车里夜眼蒙眬中总看见他常常从衣袋里挖出厚厚一本的活页日记簿子，用自来水笔在那上面写这样写那样，打瞌睡的时候很少。黄先生那个时候是社会上的忙人。他的什么计划，什么演词要旨，大概就在这种时候写下的。黎明车子到了南京，我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随他下车，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却精神抖擞，步履如飞，总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这后辈在旅途中应该照顾他老，但是在实际上却反过来，叫黄包车，讲车钱，都是由他老一手包办，布置妥贴之后，我安然坐上车子随他进城。

　　其实就中国一般情形说来，交通不便，设备欠周，也是使人怕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中国有句老话，说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难”。有些洋气十足的朋友，每易破口就骂中国人不知道旅行的益处，不能像外国人那样喜欢旅行，增广见闻，增加知识，甚至认为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与什么“民族性”有关，他们根本就没有顾到中国人所处的是什么环境。我在国外走了一遭之后，更觉得这种责备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这样怕动的人，在国外的时候却也喜动，就是环境给与他以动的种种便利。

　　我在国内虽怕流动，但是为职务上所需要时却也不辞跋涉，至于万不得已而不得不流亡，那更含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和寻常职务上所需要的流动不能相提并论的了。请谈我的第一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周刊的力量突飞猛进；一方面是由于参加蔡孑民先生和孙夫人所倡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关于《生活》周刊的始末详情，我在《经历》及《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两书中都曾述及，在这里不想多说。简单说起来，该刊最初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办，旨在宣扬职业指导和职业修养。后来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内容的进步，渐渐推广到实际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于民族解放的倡导及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攻击尤不遗余力，超出最初创办者所规定的宗旨，有独立经营的必要。可感谢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诸先生慨然允许其独立，由生活周刊社全体同人组织合作社，独立续办，后来成为进步文化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的生活书店，即滥觞于此。

　　当时《生活》周刊风行海内外，声势日大，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处见到，即在内地乡村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可以见到。最有趣的是不但承蒙许多热心读者自动介绍订户，而且订户还有传代的，父亲归天，儿子还要接下去！

　　当时的《生活》虽在这样蓬勃汹涌形势之下，在实际上每期销数也不过十五万份。这个数量在外国出版事业发达的地方，可谓渺乎其小，但在中国却好像已属惊人。当时有女作家苏雪林女士把这个事实向胡适之先生提及，胡先生不信，说据出版界邵某说，《生活》每期不过二万份而已，认为无足重视。其实事实胜雄辩，不值得争辩，事实上当时因纸张贴本太重，一部分要靠广告收入贴补，为增强广告户的信任起见，我们曾将邮局立券寄递的证件及报贩收据制版印出证明。《生活》周刊共办了八年，当时的政府如与胡适之先生有着同样的意见，它的生命也许还可以长些，不幸《生活》却被他们重视起来，《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递。

　　本埠——上海——销售只是占全部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要由邮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邮递当然是刊物销路上一种严重的打击。怎么办呢？当时《生活》自问对于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首先从解释误会下手，由国民党的党国元老，向来关心文化事业的蔡孑民先生两次致电当局解释，当局两次回电拒绝，咬定要禁止邮递，蔡先生虽非常和我们表同情，也无可如何。我们还在无办法之中想办法。任之先生认识黄膺白先生（郛），乘他往见某先生之便，托他代为疏通，某先生拿出一厚本合订起来的《生活》周刊，那上面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他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这样看来，邮递这条路是要断绝了，刊物也就不免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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