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民族的抵抗问题_《悬想》

整个民族的抵抗问题

　　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确实处于极危险的地位。这个危险并非仅是日帝国主义者将侵入内地，乃是我们还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样子！对九一八事件认不清楚是个什么问题，于是乎连带着弄不出什么对付方法来了。

　　我们第一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硬撑场面，中国确未形成一个近代国家，只有若干军团；所以人家对九一八事件，根本就不认为“中日国际间事件”。英西门外相在国联大会上的演说，是老老实实说明了的。我们即使反对，也是反对不了事实。不过因为日本一家独吞，打破了远东均势，在他们觉得不是玩的。所以目前关于东省事件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不过为避免各帝国主义的自相冲突，将如何再造均势——瓜分还是共管？

　　东省事件现在固然尚是外交问题；但这决不是对中国谈外交，乃是说各国间还在外交谈判时期，没有到武力解决时期。所以外交解决是逃不出瓜分或共管的路；否则便是武力解决。中国是被宰的猪，没有插嘴之余地的！

　　如果我们现在武力抵抗，固然能够造成几个民族英雄，但是依然不会有救的。自从九一八事件到现在，民族英雄已经产生不少，而失地一天多一天。因为现在的抵抗，决不是拿枪打一下就算了事，譬如目下东北军已起而抵抗，而北平抗日演讲的学生却要坐牢。结果是今天失山海关，明天失九门口。因为这个抵抗根本不是整个民族，而是几个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而没有整个民族作基础，决计不会变成凯马尔，只好退到外国去作寓公。要是整个民族起而抵抗；那末，印度的甘地，以及一九二七年的收回汉浔租界，何尝用过武力呢？所以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如何驱使军人作武力抵抗以造成民族英雄的问题，乃是如何团结民众所有力量以作整个民族抵抗的问题。

　　（下略）

　　一　知

　　按：一知先生在这封信里，有好几处说出很可佩服的卓见，尤其是他很郑重的提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团结整个的民族力量来抵抗。我们必须以全民族合作广大的抗日斗争，才能达到民族最后独立解放的目的。关于这一点，记者完全和一知先生同意，现在我们所焦急的，也可以说犹成为问题的，是要团结民众力量以从事整个民族的抵抗，什么集团在事实上能把这个重大的领导使命肩负起来？

　　不过记者以为我们一方面必须“埋头去做团结民族力量的工作”，一方面仍不应抛弃“武力抵抗”，即仍须主张外侮来侵时军人必须尽其全力与敌人斗争，决无顾虑怯退之余地。这并不是要“硬撑场面”，第一，我们要明白即不奢望打得最高的胜仗，只须将败仗拖长，原是一个月打败仗的，能勉强拖至三个月，原是三个月打败仗的，能勉强拖至六个月，即足以促进日帝国主义国内的崩溃。第二，我们要知道日军阀之横行无忌，未尝不是沈阳一役之不抵抗主义，给他们搨着便宜货，所以得寸进尺，愈闹愈高兴，我们现在必须以死拚的精神和他们斗争，使他们知道掠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翁照垣将军在他的《淞沪血战回忆录》说得好：“总指挥的命令是‘死守吴淞’。这几个字已经深入在当时各个战士的脑筋里。吴淞亦许失守，但这是我们人尽弹竭之后；敌人亦许占领吴淞，但他一定要付一倍以上的代价……”第三，我们已往的零零碎碎的武力抵抗，实际上固然不见有什么效力，但我们不以此为满意而欲进求有整个布置的抵敌则可，若并此零零碎碎各自为战的武力抵抗而亦无之，则民族斗争的精神更等于零了！这至少表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决不是仅仅“造成几个民族英雄”而已。第四，这种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武力抵抗，也是“团结民众”的方法中的一个。民众只肯尽心力赞助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奋勇斗争的军人，不抵抗主义及坐视不援的军人们所得于民众的反应如何，这有事实摆在当前，无须我们细说了。

　　讲到“民族英雄”这个名词，确有语病，民族斗争是要团结民众及军士力量共同奋斗的，英雄主义的意味，是偏于个人主义，以为可以脱离民众的力量而独力成功的，这当然是夸大狂的幻想。但是我们对于能够应民众的要求，和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领导军士为民族奋勇抵抗侵略的领袖们，却也应加以相当的敬礼，而不应一概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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