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与军长_《悬想》

主笔与军长

　　接读回示，不胜感慨。枪杆与笔杆战，只能争胜于死后，若言生前，笔杆恐无获胜之理。回示仍为笔杆留余地，先生之为此言，恐亦空自慰藉，非然者，何以于马占山将军及蔡廷锴将军奋勇抗日，倾倒若是？倘有人以《生活》主笔与十九军军长听先生自择，我知先生定舍主笔而就军长。空言呐喊，岂先生本意乎？盖不得已耳。（下略）

　　俞文徽

　　按：这是俞先生复记者的一封长信里面的一段，我觉得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主笔与军长——颇饶趣味，所以公开提出来谈谈。关于“笔杆与枪杆”这个问题，记者在《生活》七卷第三十三期“信箱”里答复王延龄先生的一封信，已略倾管见，现在并没有什么别的意见，故不赘述。关于主笔与军长，俞先生在未征得我同意以前，已毅然决然的替我选定了军长。倘若这不是“空言呐喊”，区区已可领率数万精兵，轰轰烈烈干一番安内攘外的大事业，当然觉得痛快之至。祸国殃民的最直接的第一列罪魁是自私自利的军阀；但是正当民族垂危的时候，拯救危亡，力图中兴，最直接的第一列元勋也要轮到忠勇奋发，为劳苦大众努力的军人。这样看来，我若得荣任军长，为民族生存的前途起见，我应欣然“得令”，谢谢俞先生给我努力的机会。换句话说，我当然愿意干。不过愿意不愿意干是一事，能不能干又是一事。倘若虽为我所愿干而实我所不能干的事，结果是舍其所能而就其所不能，即湮没其所能而败事自败，徒然落得个损公害己而已矣。这样看来，俞先生委任我当军长，我是否舍主笔而就军长，似乎还有考虑的必要，俞先生觉得四平八稳的“知”字和“定”字恐怕要摇动吧。

　　读者也许要觉得俞先生的这道委任状既然是“空言呐喊”，记者居然这样像煞有介事的三推三让起来，未免糟蹋时间，徒耗笔墨。我的意思却是要借此机会唤起我们对于“愿”与“能”的注意，并不是对于这件莫须有的事情“空言呐喊”。我们只看当今所谓要人也者，十八九都是万能的人，今天主持内政部，明天可一跳而主持铁道，过了几天又可一跳而主持交通，好像什么都可干得，结果是什么都干不好，便知道“愿”和“能”脱离关系，国家社会无形中所受损失之重大。所以愚意以为我们要救此垂危的民族，诚应于严密组织的集团之下，具有共同的信仰，向着共同的目标，顾着全盘的计划，百折不挠坚毅奋勇的向前进，但信仰尽管共同，目标尽管共同，计划尽管全盘，而各人的努力却须依所“能”而分工，不是可以包办一切，人人自视为万能的。“能”做军长的让他做军长；只“能”做主笔的，也只许他做主笔。诚然，有的事情是可学而“能”的，而且有的事情可且做且学，做的时候就是学的时候。但是还要看个性是否相近，而且学的时候不“能”就当大任。对于军事的学识经验一点没有，一旦要“自择”军长而为之，非偾事不可，不特军长而已，凡事皆然，以做惯军长的人，一旦要他丢掉枪杆，拿起笔杆，也未必即能胜任。

　　所以我们如要各尽心力对民族有所贡献，第一须自己明瞭个性所最近的是什么，第二须有相当的准备。在这样强权胜于公理的时代，做主笔的往往要预备枪决或亡命，只有军长可以硬一下，握着一枝秃笔的记者：当然望军长而垂涎，但想到我自己的个性和自恨平日对枪杆儿并未摸着门径，也只有尽我所“能”努力干去，俞先生所谓“盖不得已耳”，我除心领谢谢外，没有话说。

　　此外还有一点要附带申述的，便是仅仅各人顾到各人个性和相当的准备，在现状下未必即有出路，因为一般人的出路和国家全盘政治经济的出路是息息相关的。在国家全盘政治经济未有出路以前，一般人的出路是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例如也许有人确已顾到了他自己的个性，对于他所要干的事业也确已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全国经济破产，百业萧条，没有工作的机会给他，叫他如何寻得个人的出路？讲到这里，我们要明白这是全盘的问题，要全盘的解决，要用集团的力量来作大规模的解决，不是一二或少数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私人所能于急促间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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