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商场_《悬想》

学校与商场

　　十二月十七《晨报》晚刊，载着一段《北平通信》，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事情是这样：北京大学前因免费问题，发生罢课风潮，后该校校务会议决议，开除为首学生靳瀛等九人，并延长缴费期限，风潮始告平息。乃此开除之九同学，突于日前，各接到无名氏同样信件，并汇票一纸计洋二百圆，共计一千八百圆之巨。信上略谓“你们都是有志气的青年，万恶的社会造成了你们的恶劣环境，你们为了和恶劣的环境奋斗，而遭受了现在的不幸，我对你们只有钦佩和同情；但以我能力有限，不能给你们以有效的援助，兹寄上洋二百圆，聊以济你目前之急，祝努力前进。”这九位学生接到此信后，有即登报声明，退还原款者；有捐作学校周报经费者；亦有因经济困难暂时收受者。

　　韬奋先生：你看到上面这段消息没有？看过后有没有感触？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尤其在中国，社会上的一切设施几乎都为资产阶级所独占，便是教育事业也不能例外。歌女在职业轻微的罪状下便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学生因缴纳不出学费而除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之下，原是必然的现象，无庸我们惊异或怀疑的。独异在这个拜金主义的社会，居然有无名氏先生其人，不把他所有的金钱来舒适他自己，或是捐给佛庙庵堂，用以广结善缘，偏偏用来周济穷寒学生，他的热忱和慷慨是太感动我们了。只可惜天下有志的青年，因没有资产而被摒于学校之门的不知凡几，安得都像北大的九位学生那样好运气，得到这位隐名先生的帮助？况且这位先生只能周济北大几位同学于一时，但一般有了今年的学费而又愁着明年的学费的学生是这样多，试问他们能永久得到资助么？恐怕无名氏先生想到这些，也只能遏下一腔热忱，频呼“爱莫能助”了。

　　（中略）

　　今日很多的大学，与其说它是高等学府，无宁称之为“知识的拍卖所”，甚至是“讲义的拍卖所”。一般教授除掉在上课时把他从他的教授那里所得的背诵给你外，对于学生很少精神上的感应，因为照例一下课便不见到教授的面，教授像一座留声机，他挟了一分讲义像蜂蝶一样在当地或附近各大学奔走背诵，除掉永远讲那么一套外更不要希望他再给予什么了。（中略）学校像是一个商场，教授学生和学校间都是些顾客和雇佣的关系，他们可以互相不认识，更不必说其他了。

　　有一位担任中学教员的朋友因肺痨死去，生前是一位好青年，死后大家非常惋惜。他家境贫寒，自己非常刻苦，在荆棘丛生社会中挣扎着，奋斗着，结果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了，找到适当的职业以自给，除掉要供给家用外，还负担两位妹妹在中学读书，严重的负担像一柄利斧，隐隐地每天在剥蚀他的生命，他虽勉力维持，但终于毁灭掉他的生命了。听朋友们说，他临死时还以两位妹妹的教育为念，希望朋友们维持她们到毕业呢！我听到这消息后，非常伤心，静默了一会，恍然醒悟了，毁灭他生命的不是那可怕的病菌，是那万恶的建筑在资产阶级上的中国教育制度啊！倘若他家境好一点，他可以有适当的营养，倘若他的妹妹们不要他的资助，他也许可以有一个养病的机会，但环境压迫他，终于把这位纯洁的青年葬送了。朋友，在现代的中国，像你这样没有钱的人，本来就不配受什么教育，中国的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啊！听说你临死的时候，还以两妹妹的教育问题为念，朋友，你对于教育是太迷信太忠实了，因此你生生的被教育吞噬了！

　　倘若中国民族希望有出路的话，无疑的是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韬奋先生！你是研究教育的人，你对于我的话有什么批评？

　　星翁

　　按：星翁先生在这封信里揭穿了畸形社会制度中的教育病态，可谓慨乎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事物，无往而不商品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当然也免不了商品化的弊病。商品化的结果，最显著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非有孔方兄的随伴，休想受教育；还有一种是因为畸形社会制度之内在的矛盾，受了教育也往往得不到出路。关于第一种的现象，星翁先生已略有论及。我们倘注意在人类文化历程上的教育之历史，便知道教育的最初起源实为帮助生活，其作用只是用以维持生活的手段，人人既须生活，即人人须受教育，受教育原不是一件希罕或特殊高贵的事情，到了教育“商品化”之后，教育乃成为少数和孔方兄发生特殊关系的人所独占。关于第二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教育的生产”和同一制度下的“商品的生产”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盲目的大量生产，都跑到“生产过剩”的路上去。这两方面在“无政府的生产”上简直是难兄难弟。“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不计算社会的需要，社会的购买量，而是各个资本家竞争生产，以致发生生产过剩，引起恐慌，有多数劳动者失业等等的现象：便叫做无政府的生产。同样，在教育上，也复不计及毕业生的出路，而只管招收新生，一批一批的送往社会，于是发生就职难的现象：这也可以叫做‘无政府的生产’。”（见李浩吾著《新教育大纲》第二五七页）在这种状况之下的青年，受不到教育的固不免烦闷，因为不得入路；受到了教育的也不免烦闷，因为不得出路。这是畸形的社会制度破绽的现象。

　　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是要受制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关系），而为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副产物，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形态之反映，“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诚然重要，但决不是请几个所谓专家改改学制或课程所能解决的，乃是整个的社会制度问题中之一部分，要和社会制度连带解决的，不是教育一个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关于教育的管见，《生活》七卷第四十期双十特刊中有拙作《平等机会的教育》一文，可供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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