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生平(3)_人物述评

孙中山先生的生平(3)

　　七　渎神被迫离乡

　　先生在檀香山求学到十七岁。他的守旧阿兄怕他受“外国化”的危险，叫他回乡。他在村塾时候，已觉得前清官吏的腐败；他这次回乡，先到香港，由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往翠亨，途中又目击前清官吏厘捐勒索的凶狠，更觉痛心于中国政治的黑暗。于是十七岁在家乡虽家居了一年，却到处宣传清廷政治的腐败情形。他当时的惊人议论和反抗态度，虽使得翠亨村的人吓得发呆；不过这个小村和外界很少联络，在政治上还占不到什么重要位置，否则这位“幼年革命家”已难免有“生命之忧”了！

　　但是这个小村终究容他不下。所以容他不下的理由，并不在他的改良政治的鼓吹方面，却在他的破除迷信的举动。

　　他深信迷信是愚昧，是使人害怕的恶魔，这种恶魔便是退化的根据。所以有一天他到一个菩萨庙里去，看见许多人“若崩厥角”的向神像大拜而特拜，他却当众把神像的木手拉断一只，对大众说，这个菩萨老爷的尊手被他这样糟蹋，还不能帮助自己，不能反抗，还有什么能力保护全村！许多人都吓得逃走，于是他的这种行为便震动了全村，全村的人都怒他造了大孽，以为这样一来，要使他们遭殃，于是都要驱逐他出村而后安心。先生的父亲虽爱子情切，对于这事却也很觉伤心，而且因为要平村中父老的气，不得不被迫令先生离乡。先生因此受迫离乡，决往入香港的皇家学校。

　　一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反而易犯得过且过的“暮气”生涯；受了利害的刺激，反易向前奋斗。即如这件被迫离乡的事，在当时孙氏家人和翠亨村中人，那一个不以为不幸，但是我们却以为这正是使手造民国的领袖跳出顽固环境而趋入光明之途的无上机会。

　　八　革命先觉的青年

　　先生十八岁因渎神被迫离乡，到香港入英人所立的皇家学校。他所处的香港环境，已使他觉悟到英人虎视中国之可危；二十岁在皇家学校毕业，适遇中法战败。清廷与法议和，订越南新约十条。当时先生已极热心国事，目击国事日非，深觉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日甚一日，认定欲御外侮，先须自强；欲求自强，先须倾覆腐败的满清而建立民国。于是一个方才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已把解放全中国民族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先生既在二十岁时候，决志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便想先定一业以为将来入世之媒，作长时期从事革命的护身符。最后他决定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他为革命起见，本想进海军或陆军，但当时都苦于没有机会。又想做法律家，因当时中国还没有法律学校而作罢。他所以选定医业，也因为当时中国新医术不讲究，他可藉此革新中国的医术，并藉以暗中进行革命事业。

　　人的进德修业，靠有良师益友；至欲发展抱负以成事业，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决不可少的。先生在广州博济医学校虽仅一年，即于同学中赏识侠士郑弼臣。先生觉得这个人豪侠尚义，交游很广，于是稍与相交之后，就和他谈革命，弼臣一闻悦服，并说他曾经投入会党，倘他日有事，可罗致会党以听指挥。

　　先生在广州学医仅一年，听见香港有英文医校，学课较优，地方亦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就到香港医校肄业。于是先生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的五年间，一面肄业于这个医校，一面于学课余暇，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鼓吹其革命。当时相信的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几个人，其他交游听见先生的言论，无不视为大逆不道，以为中风病狂，避之若蛇蝎。港澳的戚友交游，呼先生和陈，尤，杨为四寇，没有敢和他们亲近。处在这冷酷的环境之下，非有十分的毅力胆识没有不裹足不前的。有了这种奋斗的精神，才配得上“先觉”这两个字。

　　九　师生的情谊

　　我们追想中山先生伦敦被难时候，他的老师英人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竭尽心力不辞劳瘁的营救，不由得肃然起敬，以为这位老博士之待其弟子情谊笃厚，也足以表示先生平日对于教师的敬爱，所谓“相得益彰”，很足以振励目今之浇薄的人心风俗。往往出了校门，师生好像就不相识。

　　先是一八九五年（民国前十七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先生广州举义失败（此为第一次的失败，时先生三十岁），往檀香山，一日在市中忽遇他在香港学校肄业时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和他的夫人，握手言欢，才晓得他们夫妇回国道经此地，因舟停而上岸浏览风景。先生就陪他们乘车同游，殷勤招待，游毕亲自送他们登舟，尽欢而别。当时先生那里料得到他所殷勤招待的老师，就是他次年在伦敦的救命恩人。

　　先生于一八九六年到伦敦，不久便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拘，欲私送回国受刑，先生贿侍者投书康德黎。康得信的时候，已在十月十七号的夜里十一点钟。时虽深夜，因恐营救无及，即急起检查英使馆参赞马凯尼的地址。（按马系英人，做中国在英使馆的参赞，陷拘先生就是他的主谋，康尚不知。）既得地址，即匆匆出门，驰往求见。马已他避，康即驰车至“梅尔蓬巷”警署，以先生被拘事呈诉于值日警监。又至“苏格兰场”的警署，呈诉侦探长，请他设法，无奈当时中国在英使馆对此事力守秘密，警署对康氏所诉，颇觉难以置信，竟说此事关系重大，非他所能主持云云以塞责。所以康氏往返奔走到夜一点半钟以后，还是毫无头绪，他的着急情形，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清早康氏就奔至“甘星敦”就商于一友，意欲往见当时住在伦敦的中国某税务司，乞他以私情晋谒中国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属非理。他的朋友不以此策为然，他老先生又白跑了一趟。

　　他又赶紧往访孟生博士（也是先生在香港医校时的教师），共同想法援救。时适接到先生在使馆的侍者送来的亲笔信，并问知马凯尼也是阴谋者之一人，觉得这事更难办。但是他仍旧奋勇进行，不肯放弃。一面拿两张名片交侍者带回以安中山先生的心，一面又往警署求侦探长设法，仍不得要领。两位老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筹良策，决赴外交部，是日适为星期日，部中人告以下午五点钟再来，可由值日官吏接见。如期再往，虽蒙接见，初则对于两老陈诉之辞，疑信参半，既而竟说本日适值星期日，无法可设，当于次日转达上官云云。两博士无可如何，但想时期已极迫促，倘若是夜中国使馆即实行他们计划，便极可危。于是径赴中国使馆寻人，无效；急赴报馆揭破中国使馆阴谋，又三番五次寻雇侦探伺察于使馆之外，这一夜康博士到两点钟才回去就寝。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几天，都是他老人家奔走营救的日子，卒赖他的力量，直至星期四各报宣传，英政府才出而交涉，星期五中山先生听见有人叫他下楼，他还以为使馆中人要把他移藏于地窟！后看见康老博士和英外交部中人同来，才晓得救星已到。于是中山先生便受他的“老师”和“老师母”欢迎到他们家里。

　　这种不可多得的师生情谊，实在使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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