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忆语六　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2)

六　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2)

　　据说这黑区的房屋有一半是没有浴室的，还有一半虽有浴盆，却非经修理不能用，而房东却永远无意修理。他们很聪明，知道黑人除了住在黑区，搬不到什么别的地方去，而黑区的房屋却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分别的。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的黑人，付最贵的租金，住最坏的房子。黑人既住在最不卫生的最拥挤的区域里，死亡率当然要特别的高，试以肺痨病为例，在哈尔冷姆黑人的死亡率就约等于五倍于白人的死亡率。因贫穷的缘故，黑女卖淫的遍地都是，黑人患梅毒的竟九倍于白人的数量！

　　我们常听说纽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一个大城市，谁料得到在这“文明”的大城市里有着这样一个“人间地狱”！

　　但是这个“人间地狱”，在纽约可以买到的一本《纽约的完备指南》（“Complete Guide to New York”）里面，却把它列为“有趣的地点”（“Points of Interst”）之一！

　　在这本《指南》上陪着哈尔冷姆一同列入“有趣的地点”，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便是在纽约的唐人街——中国人聚居的一个区域。我到纽约不久，即特为到这“有趣的地点”去看看。原来只占着两条街道，一条是莫特街（Mott Street），是安良堂的势力范围；一条是皮尔街（Peel Street），是协胜堂的势力范围。（都在第二路贫民窟的南段。）安良堂和协胜堂之所由来，据说最初中国人因穷困已极，不远数万里跋涉到海外来谋生，又因移民律的限制，都是独身而来的，无家可归，工作余暇便赌博嫖妓，往往吵闹打架，便由其中较有势力的一派人（做生意多赚了几个钱的），组织一个安良堂，一面可以藉此剥削会员，一面可以包庇烟赌。后来又有一派人组织协胜堂以谋抵抗，各据一条街，不但包庇烟赌，开烟馆赌场的都须纳费，就是四五十个由中国设法输入的妓女，也受他们的包庇。

　　这两条街虽有美国的警察统治着，但金圆帝国要的是金钱，两堂的土劣可和警察勾结着牟利。听说有一个时期，有一位纽约的新市长想取缔唐人街的赌窟，掉换全班警察，但警察很容易用钱买，尤其可笑的是当“取缔”时期内，赌场“掮客”不得不有相当“掩护”的办法，臂下夹着一大叠中国报纸，嘴上用中国话大喊“楼上开摊”，中国字外国人固然看不懂，就是大喊着的中国话，他们也莫名其妙！此外各“堂”的“当局”还能暗中雇用“打手”（当然只用来对付本国“同胞”），树立“土劣”们的威权；打死了人又可利用“堂斗”来大大地“中饱”一下，因为进行“堂斗”以及“进行谈判”等等把戏，都是“堂”的领袖们随意支配费用以入私囊的机会。许多在海外的劳苦侨胞从血汗里赚到的几个钱，竟受着这些“镀金的土劣”多方榨取。受着很大的压迫。

　　这唐人街约有五千人，失业的已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街道有一点和哈尔冷姆相同的，是常可见到满地散布着垃圾，闲人很多，在两旁人行道上三五成群的闲散着。你可以遇着有些人向你说着广东话，告诉你“楼上开摊”，那便是赌场派在马路上的“掮客”。我遇着一个在这里行医的中国西医某君，他说到他那里看病的侨胞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花柳病。

　　据熟悉纽约情形的朋友某君说，有广东的某女子年约二十几岁，颇具姿色，在唐人街做私娼，盛的时候，每月可得数千元，每两年回乡一次买田产，买后再来。不久以前被一个美国流氓绑去，一夜强迫接客七十余人（夜度资当然全归这个流氓），痛苦不堪，有一天从窗口跳下逃去，脚已跌断，幸而后来医好，冤则无处伸，这也算是文明世界的法律保障？我到纽约时，这个妓女还在，本想找她谈谈，问问当地做妓女的详细情形，可惜终于没有工夫去。

　　有一小部分侨胞已渐渐地移到哈尔冷姆，因为可避免“堂”的勒索。记者曾在哈尔冷姆看见好几家中国人开的店铺，店口玻璃窗内稀稀地排着一些中国的国货——如中国的罐头食物等，——楼上不是烟馆，便是“开赌”的胜地。妙在中国的文字特别，在店门玻璃窗上尽管大写着中国字：“楼上开皮”，或“宁波床七架”（这句子很奇特，据说是烟榻的意思），美国人就是看了也莫名其妙，“同胞”看了便知“问津”。（警察当然还是勾通的。）在纽约的中国人居然也有一个李某成了百万富豪，但就一般说，中国人总是和他们的贫民“为伍”的。可是中国人只是做做小贩或小商人，并未能真正参加他们的劳工界，这是在美华侨前途发展的一个大障碍。说来话长，以后谈到旧金山更大的唐人街的时候，当更详尽地分析在美华侨的前途。

　　我和诸位谈过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的华尔街，天字第一号的美国富豪，现在又略略解剖了这个最富城市的几个可以特殊注意的区域，诸位想可恍然于资本主义社会代表型的城市的大概了，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那便是美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推动力，也是以纽约为最紧张。他们的大本营都在东边纽约南段第十三街和第十四街一带。例如他们的机关报《每日工人》，他们的书店工人书店，以及其他机关，都在这些地方。近第十四街的联合方场（Union Square）是他们示威运动的大广场。这种示威运动几于每星期六有。他们的最前进的组织的分子，在纽约的虽然不过几万人，但是同路人和同情者竟因一二年来的飞跃进展而在百万人以上。所以每遇重要示威运动，往往数万人或数十万人，具着满腔热诚来参加。那声势的浩大，好像海倒山崩似的！遇着这种时候，你倘有机会亲到联合方场去看看，便可以知道他们新运动的澎湃汹涌的气概。

　　我也常去旁观，觉得他们那样团结的奋发的精神，实令人受到很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和一位美国朋友一同去看看，他认得参加示威运动的一个十四五岁的美国小姑娘，她的父亲是个前进的工人，她自己是一个“先锋队”的队员，对于美国的革命运动当然是十二分的热烈。这位美国朋友顺便把我介绍给她，说“这位是从中国来的新闻记者”。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小姑娘听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很急切而殷勤地问我：“你是从我们的中国（Our China）来的吗？”我听了发怔，因为不懂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看见我呆了一下，也许发觉我有些不解，很和爱地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中国。”我才知道她的意思；那时的我，实充满着兴奋和惭愧的情绪。

　　很有趣的是有些资本家遇着重要些的这类示威运动，乘着非常讲究的汽车到联合方场来凑热闹，汽车停在那里，他们就坐在汽车里远远地听着示威运动者在空场上的激烈演说，倾听那些热心革命运动的人们翻箱倒箧地痛骂资本家的种种罪恶！我看这些“面团团腹便便”的人物，外面虽装作镇定的模样，心里也许在那里感到发抖罢！

　　尤其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那些热心革命的男女青年和壮年对于有关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务的“服务精神”。无论是在每日工人报馆里做编辑，做访员，做女书记；或在工人书店里做职员；或在其他附属机关里做职员，比起其他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关，薪水尽管少得多，而工作却反而劳苦得多，大家却非常兴奋地干着，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很认真地不顾辛苦地干着；有的家况好些的，就自愿地完全尽义务。（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在莫斯科认得的几个美国富豪的子女，就完全尽义务，非常热诚勤奋地替革命运动干着许多劳苦的职务。）就把推广革命的机关报——《每日工人》——来说吧，你在街上可遇到不少男女学生，穿得很体面，却夹着一大堆《每日工人》，夹在报贩里兜售着。这都是在校课余暇，自愿替前进的组织尽义务的。我在美国最被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亲见的事例很多，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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