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赵世炎

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日九时三十分离开了他所创造的民国，他所领导的群众，和他誓死拥护以求实现的主义而安静的长卧了。这个可悲的消息传到民众中间，我们只听见民众的哀号与悲泣，共同伤悼革命指导者之去世。在受军阀蹂躏，帝国主义侵略，而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突然失去艰苦卓绝，百折不回，领导民众打倒军阀的打倒帝国主义的中心人物，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对于革命的前途自然有不少的影响。但中山虽死，中山的主义仍存，中山虽死，却给我们留下“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中山虽死，却遗留下“国民奋斗”、“国民救国”的最后的惨痛呼声，民众只要本着孙先生的遗命，抱着他的主义，努力奋斗以求达到孙先生刻刻不忘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中国的革命仍然可以成功，民众仍然得救，孙先生之死也就无损于中国的革命，而孙先生也就真可“瞑目于地下”了。所以民众一面悲悼孙先生，一面更要在孙先生所遗留的革命的鲜明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以求革命之成功不要因孙先生之死而气馁。

　　然而在举国民众同声哀悼的声中，在国民党更负有重大责任的时候，在民众更应团结的时候，却有极少数甘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当走狗的反革命堕落分子，诬诋孙先生的行为，制造破坏革命的国民党的空气，以实行欺骗人民，引导人民趋向反革命的阴谋。我们为革命的前途，为中国民族解放的前途，对于在哀悼声中发现的谬论，不得不“辞而辟之”。

　　谬论中较为普遍的是预言国民党的分裂。但这件事是不值得重大的注意的。因为国民党是个有主义的政党，凡是信崇这个主义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旗帜下面奋斗。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凡是要革命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工作。国民党是以打倒军阀的、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为目的的，凡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的都必然的要在这个党内集中。所以国民党员只是要愿为孙中山主义奋斗，愿意作革命工作，愿意努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他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前，无论何时都是国民党员，必定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决不因孙中山之死去而分裂。

　　反过来看，假使国民党中的分子并不真实信仰孙中山的主义，并不真要革命，并不是来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业，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有害无利的，也是国民党所应该排斥的，孙中山死了，他没有招摇的招牌自然要脱离，就是孙先生不死，也是要驱逐他们的。这投机而不革命的分子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使国民党成为真正革命的党，这与国民党丝毫没有损失，正是国民党革新的好机会。

　　从这样看来，无论国民党不能分裂，即使分裂，也不过是不革命的分子，国民党的败类，这种分裂不惟不能影响国民党，反转足以坚实国民党。关心国民党的人不必忧虑，破坏国民党的人也不必高兴。

　　还有些人说国民党要分成共产党与非共产党，这简直是不合逻辑的话。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党，何必要来分裂国民党。国民党要分裂也不过是分作信崇孙中山主义实行革命的党，和不革命而想接近军阀的堕落分子的集合。

　　除此以外，还有最足迷乱民众而我们不能不痛驳的是在孙先生逝世之翌日，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所发表的谬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悼孙文氏》，但除了在首段用了“悼惜”末段用了“悲悼”四个字而外，全编都是痛骂，找不出丝毫“悼”的意思，并且在“悼惜”之上还加了“相当”两个字，在“悲悼”之下，连忙接上一个“责备”。这样何苦要说“悼孙文氏”，干脆就说“骂孙文氏”岂不痛快。在哀悼文中骂人，简直是“失礼”与“侮辱”，表示自己手段卑鄙，人格低下。

　　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该报偏偏说“社会秉公平之心，因此彻底（？）之革命，仍不惜奉孙以为首功，而孙遂亦居之不疑”，好像还要否认。试问人民革命的思想是不是孙先生灌输的，屡次革命的运动是不是孙先生党人造成的。那时他们的首领梁启超正在大倡保皇，难道创造民国的功劳还数得到他们研究系吗？他们对于投机成功的段祺瑞都要恭维他“再造民国”，对于孙先生的创造民国还不肯完全承认，可见该报智识比三岁小孩不如，而险毒却在军阀之上。

　　孙先生是以彻底革命为惟一目的，该报认为“彻底”的辛亥革命实是不“彻底”的。在研究系进步党助袁世凯为虐的时候，孙先生看清了袁氏帝制自为野心，所以要二次三次革命，这正是要根本铲除旧势力，达到彻底的革命。后来几次北伐都是为达到同样的目的，何尝是“党同伐异”，又何尝仅以“袁一人为目标”？孙先生屡次要用武力实行彻底革命正是要打倒袁之背影，即是军阀，官僚……和阴谋派的滥政客——研究系。

　　孙先生是无私怨无私仇一秉大公的；与他的主义表同情就引为朋友，违反他的主义就是仇敌。段祺瑞听他的话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赞成，召集不要人民的善后会议，他就不赞成。他是以主义为标准而利用人，不像研究系做官骗钱为利用的标准。他不肯卖国，不肯借外债，不得已使广东人民增加了一点担负，即使广东人有“余恨”，总不至像北政府尽量借外债，尽量把主权送给帝国主义者，使中国人永永不能翻身，使全中国人子子孙孙都“有余恨”。

　　孙先生把中国现状细密分析，发现了中国的大害是帝国主义者操纵军阀，这正是给与民众以“缜密之理智”，民众根据这种缜密的理智所分析的结果，就有“判断政治之能力”；看清了中国的病根就有“参加政治的兴趣”，知道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的军阀在中国根深蒂固，就有“奋斗的精神”。所以在孙中山主义下的人没有不积极作政治斗争的。该报说孙先生仅以“极简单”之言论，“日灌输于空洞而毫无成见者之前”，这句话是不错的，正是要坦白而“无成见”的人才能接受这种恰中中国病根的“简单”言论，如果有了做官、发财、捧军阀的“成见”的人当然不能接受。

　　孙中山何尝提倡过共产党主义，他的国民党是作民族革命的，民族革命是要全民族来作的，共产党是代表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工人也是民族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国民党共同来做国民革命的事业。孙中山即未“提倡”共产主义，也未“利用”共产主义。

　　该报这篇谬论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孙先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试问择手段以什么为标准？孙先生是最会择手段的，他是以效果为择手段的标准。他知道完成中国的革命要根本打倒军阀、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在可以结合民众的时候就用和平，在和平无效的时候，就用代表民众的武力。他不一面借口妇人之仁来反对武力，一面又依附有武力的军阀。

　　总之，孙先生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的，民众懂得了他所分析的事实就应当在他的主义之下，努力革命。这些反革命者的论调绝不足以使清白的民众受欺，正是表示他违反民众，暗助军阀。使民众看穿他的黑幕。

　　民众应当记着孙中山的主义，应当记着他留下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口号，记着他最后喊出的“国民奋斗，国民救国”的惨痛呼声，振作精神努力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扫除反革命的恶势力。

　　附注：这篇文后半多引用北京晨报原文，读者请与三月十三日该报对看。

　　（原载《政治生活》第33期，署名：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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