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生涯回忆从垦殖学堂出来，去演话剧_张恨水

从垦殖学堂出来，去演话剧

　　我在乡间过了半年多，有一个叔伯哥哥叫张东野，笔名张愚公（解放后曾任合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当时在上海警察局当局长，他觉得我不读书未免可惜，就叫我到上海去，打算让我读书。我到了上海之后，他打听到苏州办了一个蒙藏垦殖学堂，我去考中了，就在苏州住下来，这也为我日后写小说写了一些苏白进去打了底子。

　　垦殖学堂就在苏州留园的隔壁，到寒山寺和虎丘都很近。我那时是个贫寒学生，也不敢乱跑，课堂是楼房，打开窗户，附近人家，麦地桑田，小桥花巷，都在目前。我在课余就拿了书本靠在红栏杆之旁细细地看。这时期我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合解》等。楼底下是花园一角，我也常去玩，高兴起来就题几句诗。

　　我在苏州读书，当然很好，可是我没有钱用，于是想起投稿来。我试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叫《旧新娘》，是白话的，另一篇叫《梅花劫》，是文言的。这时大概是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当时没有一点儿社会经验，并不十分懂得什么叫“劫”，什么叫新旧，姑且一写就是了。稿子写好了，我又悄悄地付邮，寄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只是寄出去而已，并没有任何被选的幻想。可是事有出于意外，四五天后，一封发自商务印书馆的信，放在我寝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地将它拆开。奇怪，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我这一喜，几乎发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杂志上写稿，我的学问一定是很不错呀！我终于忍不住这阵欢喜，告诉了要好的同学，而且和恽先生通过两封信。但是我那两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到恽先生交出《小说月报》给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有十个年头，也没有露面。换句话说，是丢下字纸篓了。这封信虽然是编辑部对一般作者的复信，但是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后来我当了五十年的小说匠，他的这封信是对我起了作用的。

　　我在垦殖学堂读了一年书，正值二次革命起来了，我们这学校是国民党办的，所以也成了讨袁军的一支力量，把写了“讨袁军”字样的旗子挂起，可是没有几天就垮台了，学校也就解散。

　　这样一来，我又失学了，可是我还没有死心，带了四五元钱去到南昌，找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英文、算术。想考大学，但是家中没钱，父亲过去在南昌置了点房产，所收房租只够我付补习学校学费的，借债不是个长局。后来母亲把房子卖了八九百元钱，由她收管度日，我不便拿。为了找出路，我就带了一包读书笔记和小说到汉口去了，因为有个本家叔祖张犀草在小报馆里当编辑。他虽然大我两辈，年龄却比我大得有限，他认为我的诗还不错，就叫我投给几家报馆，但是并不给稿费，当时的小报馆都穷得很，于是我的诗开始问世，却还没发表小说。

　　这时，我的堂兄张东野已到长沙改行演话剧，取了个艺名叫张颠颠，而且演得很红。不久他也到汉口来，在汉口没演成，又要到常德去，我于是也随他到湖南去了。

　　我堂兄在常德参加的那个话剧社里有两位知名的话剧家，一位是演生角的李君磐，一位是演旦角的陈大悲。我去了也参加演出，头一场演《落花梦》，派我一个生角，是个半重要的角色，大家认为我演得还不错，就是说话太快了一点儿，派戏人说，演演就好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初步定了我三十元的月薪，李君磐和陈大悲也不过百多元。不过薪金是有名无实的，我从没拿过三十元，十元也没拿过，但是伙食很好。我的另一件工作是编说明书，一张说明书不过三五百字，没有什么为难，我的工作不忙，有时就约朋友出城去玩。

　　混到阴历年边，剧社就派了一个分班到津市去演出，我也去了，在这个小码头上演，生意却很好。两个月后又到澧县，在这里演了两个月，好消息来了：袁世凯死了，我们全班人马要到上海去演戏，我分了三十多元薪金，够我到上海去的路费了。

　　到了上海，有个芜湖《皖江报》的编辑郝耕仁和我堂兄住在一起，他大我十岁，是前清一个秀才，写得一笔好字，能诗能文，他看我一点点年纪，和我堂兄一路瞎跑瞎混，认为究竟不是路子，他劝我，既有这番笔墨，可以到内地去找个编辑做做。这番话给我相当影响，但是一时没有办法。我随了李君磐的戏班到了苏州，可是因为我苏州话说不太好，只得又随另一批人到南昌去演戏，仍旧穷得混不下去，我就借了路费回了安徽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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