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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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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自然要写。若不写出来，一张白纸，人家知道我们是什么意思，那还要说我们打引魂幡呢。于是各人拿了旗子，分别去写。有的写要求代办善后，有的写请以赈灾办法赈我，有的写也是灾民，有的写志在得钱。写好了，大家拿着旗子，一行十六人，便到唐宅来。 唐宅门房，一见白旗飘扬，摇摇摆摆，来了一队长衣队，想起从前唐雁老做国务总理的时候，学生来请愿，也是这个样子。不是唐雁老跑得快，几乎挨了一顿打。门房一想，今天要先发制人，不能被他们再打进来，马上将大门关将起来。大门关好，唐雁老也就得了消息，心想这些无知少年，又来胡闹，难道说为了我借款赈灾这个事，又来和我为难吗？一面派人在门缝里张望，一面打电话到统领衙门，说大门外闹学生。门口那些请愿的，哪里知道唐宅关大门的大意，便走到门边大声叫门。外面越叫得厉害，里边把大门越发抵得铁实。 这些请愿的，以为这回前来，一定见着唐雁老的，除了把送给汪炳贵的钱，可以追回而外，还要赚些钱。现在大门都不能够进去，大失所望。由失望而又起了愤恨不平之意，越发在大门外大声疾呼。这样支持也不到二十分钟，那边步军统领衙门，得了这个消息，已经派了一队全副武装的游击队，飞也似的来到唐宅门口。队官骑着一匹高马，身上佩着手枪，老早就注意唐宅门外。但是看那门外停车场，空荡荡的，并没有人。心想难道都走了吗？及至走到近处，见那马棚夹道里，有衣襟被风吹了出来，便吩咐步兵，上前搜查。及至搜查出来，共是十六人，战战兢兢，面无人色。 这些人里面，十分之五六，都是三十以上的人。而且有些人还长了胡子，当然不是学生。那队官走近前来，便对众人大喝道：“你们是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他这一喝，一群请愿的人，只有一阵牙齿对撞的声音，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说什么。后来被逼不过，才把缘由说出来。这些包围他们的游击队，听说是被人骗了，要唐雁程给他们几个钱，乃是极小的事情，不由得好笑起来。那队官也觉得如临大敌地跑来，却是来驱散几个文明叫花子，也太不值得了。但是事已如此，又不好算了，只得说他们无事生非，扰乱社会安宁，将他们带到步军统领衙门去。他们去后，唐宅的门房，才把大门打开。 那队官便去见唐雁老，把实情说了，唐雁老也觉不好意思，便道：“内中总怕有别的原因，请回禀贵上，仔细问一问。若是真没有别因，就把他们放了吧。” 那队官知道唐雁老是下台的话，也就唯唯而退。他到了衙门里，便一直去回了高统领。高统领见没事了，微微一笑，又问道：“昨天我差你到杏花村调查的那桩事，怎么样了？” 队官道：“昨天换了便衣去找那个姓任的，据那旅馆里的人说，是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不在家。今天要去，又为到唐宅去了一趟，所以把事耽搁了。” 高统领道：“这事据闵总长说他是一个无赖，我想一个无赖，他怎样敢来找一个总长？这里多少总有些缘故。你找着那人，也不必怎样和他为难，就对他好言相劝，叫他赶快回南去吧。” 队官听了这话，知道高统领主张从宽处理，答应几个“是”，退了出来。他将军装脱下，换了一套便衣，便到杏花村旅馆来，一进账房，那姓任的正住在家里，没有出去。队官让一个茶房前引，就来见那姓任的。茶房在门外喊道：“任延良先生，有人找你。” 门开了，走出一个人来，看他有三十上下年纪，穿了一身崭新的布衣服，面孔黄黄的，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看那样子，好像是来自田间的老实人，这就知道是个容易打发的人，不必费什么力量，便和他点了一个头，问道：“你老哥贵姓是任吗？” 任延良道：“是是，请里面坐。” 说着拱手不迭。 队官走进他屋里一看，见行李物件，都极朴实。桌上摆着一管水烟袋、一把纸煤、一把桶式茶壶、两个白瓷茶杯子，另外叠着一部《酬世锦囊》的书。就在这上面，可以知道任延良为人之如何。队官坐下，便径直说道：“兄弟此来，不是别事，是奉了长官命令，有几句话和你老哥说一说。” 说着便在身上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任延良。他一见名片上官衔，不由心里一喜，心想，一定是我把兄，把我荐到步军统领衙门里去了，他们正派员来接我去呢，便道：“好极了，贵统领大概和闵总长也是很好的朋友。” 队官道：“是的，老哥住在这里，是多少钱一天的房饭钱？” 任延良的眉毛一皱，说道：“一天要花一块多呢。家里带来几个钱，快用光了，再不得事情，真不得了。” 队官道：“我看老哥在北京熟人很少，钱用完了，是没有人接济的，在这里多住一天，就要多花一天的钱，何必呢。我们统领，特为这个，叫我来和老哥说，还是赶快南下吧，久在北京住，落得两手空空，将来要南下，也走不动呢。” 任延良道：“你们统领，怎样知道我在这里？怎样知道我久住不得了？” 队官笑道：“看你是个老实人，也不懂外面人情世故。我既来劝你回去，我们自然有法子知道你的事，你倒不必问。我看你还是信我的话，赶快南下的好。” 任延良道：“我千里迢迢跑了来，得不着事，也见不着人，我就这样跑回去，那算怎么一回事呢？” 队官道：“你说见不着人，是见不着谁？” 任延良道：“见不着我的把兄。” 队官道：“你把兄是谁？” 任延良道：“就是闵烈初总长。” 队官道：“你怎样和他拜起把子来了哩？” 任延良一肚皮冤屈，正是无处发泄，有人一提，哪里还禁得住，叹了一口气，便道：“这话说来也长。是去年八月，我那地方，闹饥荒，远远近近，很不安静。我是父子两个，在报恩集上开一所豆腐店。店后就是河，所以我们也蓄了一条船。我的老人家开店，我就驾船。” 队官道：“这和拜把子有什么相干？” 任延良道：“你别忙，让我慢慢告诉你。有一天，我驾着我的船，到回头港去。只见一个人在柳树底下，对着我的船，拼命地招手。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把船靠拢河岸。他也不等我们招呼，一脚就踏上船来，对我说，船老板，你快快把船撑开，后面有人追着我来。我怕他是遇着强盗了，当真就把船撑开，一直走了一里多路，他的神气才定了。我看他方面大耳，养着两撇胡子，不像下等人，可是他身上穿着一套又破又脏的短衣服，真像一个叫花子。当时我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事，落得这般光景。他说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在路上让土匪抢了。土匪抢了不算，又要他的性命。那个时候，敝处地方，很不安静，他这话，我也信了。当天我把他带回家去，就留他住在豆腐店里，据他说，姓关，我们就叫他关先生。父亲是个心软的人，见他这么可怜，把衣裳给他换了，又拿了五块钱给他做盘费，让他早日回家。谁知他说，要在我们家里躲个十天半月，才能出门，叫我父子，不要对人说。我们也答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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