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豪侠传(自序)_张恨水

自序

　　民国二十三年，我曾做了一次西北旅行。到洛阳的时候，自不免去看看龙门石刻。就在半路上，遇到了三五百便衣队伍，各人背了步枪，领队的人挂着手枪；但并无旗帜，军队不像军队，民众不像民众，好生可疑。后来到了西安，遇到一位厅长胡君，曾问及此事。因为胡君是在豫北当过专员的。他说，这是河南的壮丁队。他们原是民间的结合，作为保护治安用的。全河南省境都有，统计起来，有好几百万人。这几年来，官厅已加以组织与利用，只是官方的力量，还没有深入民间，这支壮丁队，不曾予以主义的熏陶，也不曾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不能脱离民间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好谈小忠小义，即近小说上的江湖结交，若想好好地利用，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可惜我（胡君自言）已不在河南做官，不能管这事。而且我觉得以毒攻毒，最好就用通俗教育的手腕，在戏剧小说歌唱上，把他们崇拜的江湖英雄，变为民族英雄，让他们容易接受这教训。足下（指笔者）是作章回小说的，你就是治这种病症的医生，我愿供给你材料，足下其有意乎？当时我笑着慷慨答应了。约了由兰州回来，再做长谈。

　　后来我回到西安，却是匆匆小住，没有续谈这件事。只是我再过河南，又看到两回壮丁队，而且听到人说，他们的思想实在不健全。那时，“九一八事变”已三年之久，国人抗日的意识也与日倶深。我就深惜着有这样优厚的人力，未能予以利用。虽然那时中日外交尚未反脸，受着日寇的压力，不能明白在华北或中原有抗日武力组织，可是暗地的教育与训练是可以留意的，何况这是现成的局面呢？

　　旅行之后，我回到北平小歇。曾和我四弟牧野谈及此事，他劝我作一部武侠小说，适应此项观众。我笑着说，我虽作过一两部武侠小说，类似唱老生的戏子，反串武生，透着外行。他就介绍我认识他的国术老师孙先生，告诉了我许多武侠故事。又在我亲戚那里，遇到他的国术老师李三爷，也告诉了我一些材料。于是我就有些底子了，但我还没有开始写这类小说。

　　民国二十五年，为了日寇势力在平津日彰，且盛传他们有黑名单，对付有抗日思想的报人和文艺人，我便移家南下，住在南京，并办了一张小型的《南京人报》。这报副刊有三种，其中一种系我自编的。我特别卖力，同时撰两个长篇，一篇系《鼓角声中》，系社会小说。另一篇就是这篇——《中原豪侠传》。我写这篇小说的最大的原因，就为了上述的起意与利用现成的材料。第二，当时公开地写抗日小说是不可能的，我改为写辛亥革命前夕，暗暗地写些民族意识，也是由华北南下的人所不免要发泄的苦闷。第三，我也觉得武侠小说，在章回体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原来的武侠小说，十之七八，是对读者有毒害的，应当改良一下，我来试试看。第四，那是生意经了，在下层社会爱读武侠小说的还多，我要吸引一部分观众读《南京人报》。这是我坦白的话。

　　说到这里，可以扩充来谈谈中国的武侠文字。其由来久矣，周汉社会就有游侠，司马迁为此，还在《史记》里特撰一篇《游侠列传》。只是专制时代游侠代表民众说话，是与官方对立的，就有个“侠以武犯禁”的限制。后代史家，思想不如司马那样开阔，也就没有人再作《游侠列传》；而能载游侠事迹的，除了私人笔记，就只有章回小说了。我们不要看轻这类小说，由《水浒传》至《彭公案》《施公案》，造成了民间一种极浓厚的侠义思想；但这种小说，限于作者时代的背景，只是提倡小仁小义，甚至杂入奴才思想（如《施公案》黄天霸之为人），不合现代潮流。而作小说者，正如笔者，不必个个内行，在叙述技击上，渲染了许多神话，因之故事的叙述也超现实，以致落入幻想。而这种小说传布民间，将本来好游侠的民众思想，又涂上一种神怪的色彩，渲染复渲染。其好的影响，不过是教民众扶弱锄强，而不好的影响，却是诲盗。远之如流寇，近之如义和团，少不了都是受这类小说一些毒害。我们既不能将武侠小说以及笔记之类一举焚毁铲光，那就当加以纠正。我自然不配做这样的大事，但我既是一个章回小说匠，在天职上，我也该尽一份力。所以生平写过几篇武侠小说，也都是这一点意思。

　　有人说，过去的武侠小说，让它自然受淘汰，干脆我们不谈武侠，不更好吗？这我不敢苟同。因为武侠这一类人物，中国社会上实在是有的。不用老远举例，笔者的父亲耕圃公，就是一个懂技击、尚侠义的人物。以我先父为例，他老人家是将门之子，没有民间那套江湖气，也不闹神怪。所以，武侠中人，其实不是小说中口吐白光的怪物。而且他们重然诺，助贫弱，尊师，敦友，造成社会上一种“顽夫廉，懦夫立”的风尚，也未可厚非。罗马希腊的诗歌许多颂扬当年武士的，即不必有何功能，也未见毒害，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中国是个积弱之邦，鼓动人民尚武精神的文字，在经过时代洗礼之下，似乎只应当提倡，而不应当消灭。

　　我向来有一种观念，中国人民有几项不必灌输而自然相传的道德信仰，第一个字是孝，第二个字是侠。孝的信仰较为普遍，你无论对什么人说他不孝父母，都是极大的侮辱与极严重的指责。侠之一字，却流行于下层阶级，他们每每幻想着有侠客来和他打抱不平，而自己也愿做这样一个人。这种信仰，在现代要囫囵吞枣地应用，当然有商量余地，可是大半是可接受的。《孝经》一书谈孝之意义甚广，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说着“临阵无勇非孝也”。至于侠的说法，却始终是含糊的传授、含糊的应用，这倒是谈民间思想的人所可考量的。

　　中国的侠几乎是和技击不可分开的，因为没有技击术，这个人就无法取得人的信仰而做侠客。所以谈游侠，必定谈技击。我们的技击，是世界所独有的东西。虽然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千里之外，绝无其事，然而飞檐走壁，内功、外功、轻功这些技击术，却实实在在有的。这种人，就是在当今的重庆，你也不难找到。因之用文字形容侠客，就不能不写些技击，而技击不高明也不能胜任侠客之所为。这篇《中原豪侠传》对于技击有许多叙述，其因在此。

　　有了以上这些复杂的原因，我就在《南京人报》上，每天撰载一段《中原豪侠传》。虽然与胡君所期，专为河南民众写的小说，意义有点儿不同了，然而也未尽脱那个立意的范畴。只是在小说发表不久，胡君就逝世了，也就无法再得他要供给的材料，以践我的宿约。这是我一点儿遗憾。报办到一年多，卢沟桥难作，恰好我也写到了辛亥革命之时。我以一个书生，自己筹资办报，战事一起，便不能维持，加之我又得了一场重病，不能写文章，于是就把这篇小说结束了。战后入川，办报只成了我的回忆，更也不曾想到这篇小说。去冬《万象周刊》社的编者刘自勤老弟，是《南京人报》同事，居然在朋友那里翻到几十册该报合订本，把这篇小说剪贴成书，劝我交该社出版。我自己校阅之下，觉得也还可用，就把残缺的地方补写若干，成了这二十六回的旧稿新书。

　　关于写的立意及经过，说得已够了。若问故事的本身，那却完全是虚构，我不过利用许多传说聚合在开封一个地方，用泰平生一个主角表现出来。这也是小说匠故伎，应当表明。至于技巧方面，我不便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唯篇中多用倒叙法，以前也有过，却不如这篇几乎全用，却是不得已，用来代替神话的。（武术家之传说，有时也不免有神话，未敢引用）这是一种尝试，附述于末。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于重庆南温泉北望斋茅屋下潜山

　　张恨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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