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重读路翎

重读路翎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1939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1942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灵，他们复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70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

　　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87页）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一股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1946年至1947年夏，又回在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1947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冀汸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颇为英俊。我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1955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当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1979年的9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听说他被囚禁长达20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道上作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

　　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1975年才释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15元，现已加到20多元。她自己在一家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20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

　　路翎见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他的冷漠和麻木，有如一座火山的死寂，而那火山曾沸腾着怎样灼人的浆液。经受了二十多年严酷、残暴的打击没有能使他倒下，但却熄灭了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灵气和激情；也使当年那么英俊、潇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苍白、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我们告别时，他没有和我握手，转头就走了。我回头久久地凝望着他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感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恐怕是很难写作了。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我就在《诗刊》和《青海湖》上读到了他的几首诗。我欣喜地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评介，并说“那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突破了由于深沉的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恢复了生活的激情，生活的敏感——根源是对生活的爱。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一棵枯萎的树又发青了，在时代的阳光下。”对他关注和爱护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记得1985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的刘心武同桌吃饭，他告诉我路翎寄去了一篇小说，我问他写得怎样，他回答说还来不及看，“但无论如何，是要发表的”。后来果然发表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路翎一直还在埋头写作，回忆录、小说、散文、诗，都发表了一些。也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我手头就还有他的两份小说原稿。我不能不惋惜地说，要达到他当年的水平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过去出版的主要著作，这十年来都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那是他从17岁到32岁这15年间的成果。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新书时，我都感到喜悦而又不免抚卷叹息。当年他那么年轻却已奉献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正日益走向新的高峰。如果不是人为的摧残，他肯定会写出更多更光辉夺目的作品，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对文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海内外注意到他的人还是有的，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总的来看，他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他还是比较陌生的。每一次收到他的作品时，我都很想写一点什么。但要真正研究他，分析他的作品的社会内容，在创作方法上的特色，美学上的新的开拓，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那是我无力做到的。这次收到他新出的《路翎小说选》忍不住提起了笔来，那是因为其中头两篇中篇小说《谷》和《青春的祝福》，都是他不满20岁时的作品，我是这一次才有机会重读的。

　　我记得初读这两篇作品时的激动的心情，现在我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历尽沧桑，感情上已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但在重读时，我的情绪也还是随之起伏。特别是其中分别写到两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在时代的风雨中和反动政治的压迫下，过着贫困不安的生活，经历着苦难、搏击、反抗……，使我回忆起朋友们的和我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青春的祝福》中的那位女主角，十八岁的单纯的姑娘章华云，在她的进步的哥哥的启发下，在严酷的生活的锻炼中渐渐觉醒，认识到生活的真理。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章华云认识到：“接触一切人们，为他们工作，多么好！她胸中充满了阳光和诗，充满了新生的祈祷。幸福又降下来了，这次是用了想象的形式。逾越过沉重的江波和层叠的峰峦，前面是无数的人，后面也是无数的人，她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这也表达了当年许多进步青年的心情。而他们，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要经受严酷的考验的，譬如路翎自己。我不能不深有感慨。而且，那位年轻姑娘的纯洁的祝福，现在听来也还是给人以振奋的呼唤。

　　路翎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过去的许多批判却大都失之公允。跳动在他作品中的健旺的心和对人生追求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年轻的路翎通过他的作品给了我力量和鼓舞。现在我老了，那个年轻的路翎的作品还温暖着我的心，给我以热力。

　　199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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