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

　　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25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1940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1947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三次面。

　　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1947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1942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1947年夏到1953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1948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

　　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正是1955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

　　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

　　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1955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

　　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1979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1980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

　　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1985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对热泪盈眶。

　　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1992年4月23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1985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文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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