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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报,知道汉口这两天也下过大雪了。我们这边也下了的。前两天是细雨,第三天就飘起了雪,愈下愈大,当天就铺了两寸多厚。好几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了。坐在窗前,望着在风中飞旋的雪花,积雪的屋,披雪的树,白色的草场……是感到了一种奇异的情趣的。夜间,和几个朋友喝酒,一小盘花生米和几块干子就是下酒菜。没有钱买炭,就用了一台自制的电炉烧了一盆开水。大家就围在冒着热气的水盆旁边,边吃边谈,似乎也颇为惬意。

  后来,我又冒着雪独自到街上去看看。街上所有的店门全都已紧紧关闭住了,每一个窗口都铺满了温暖的灯光。寒冷的、闪着白光的长街上,没有别的人。雪飘着,静静地、紧密地,飘着。我有了很多温暖的回忆:童年时在雪地上打雪仗、堆雪人;一个在遥远的山区的除夕夜,我冒着大雪,跋涉几十里路赶回家去……就在这种温暖的心情中,我回来睡了。在棉被上盖了很多衣服。我睡得很好,很甜。

  第二天,放晴了。阳光照在积雪上面特别耀眼。我还是维持着飘飘然的心情。拿过当天的报纸来看,知道就在昨天的风雪里,有十几个难民冻死了;另外还有几百个难民将要冻死,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济的话。但是,有一些新近拥挤到这座城市的“要人”们,却在忙着赏雪。当时,我是冷笑了的。但随即我就想起了自己。昨天我不是还在大雪中感到了“温柔”么?!

  当天的黄昏,收到了你的信和一束《长江》的单页。你的信的开头一段是:“和你们信同时,收到了上帝寄给我这个庶民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我这个除了妻儿别无亲人的庶民,就受到了好好的惩罚了……所以,心情既坏,咳嗽又发。”那么,可见,不但是“要人”和“难民”,就是亲近的朋友之间,对于同一事物,也就有着这么不同的感受了。

  因而,也就有了对于你和别的几个友人的怀念,有了对武汉的怀念。日子真快,离开你们和那座大城,已经是整整一个月了。记得我开初回到阔别了整整八年的武汉时,我是激动的。我当时曾写过一篇短文大约地叙述了我的心情。但是,那激动不久就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愤懑。同时,我也感到沉闷,沉闷得很。武汉,据说,也有一个文坛。我却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只是有着这么几个友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发出一点声音。相濡以沫,歌者和听者都因而感到一点温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么?!你还记不记得那难得的几次聚会?记不记得,有时候,在深夜,我们在苦恼地高谈之后,是怎样地相对默然?

  记不记得我和你常常在各人工作完毕后,相伴渡江,一路长谈?……这些,我是记得的,怀念的。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琐碎地说到这些呢?你也许将问。我也同样地问我自己。这就像看到雪而感到“温柔”一样,人们,至少是,我自己,有时是容易在小小的事情上动情的。这说明,在感情上,我们仍残留着一些弱点。离开武汉的前一天,我结束了事务上的手续,从汉口独自渡江回武昌。那时,已是黄昏。倚在船栏边,看着展览着灿烂的晚霞的蓝天渐渐黯淡下去,两岸景色苍茫,大江上船桅如林……我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友人了,感到了一阵酸楚。你看,有时候,我就会这么脆弱。

  但自然,也还是走掉了。那种小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情绪也终于渐渐淡漠了下来。但是,怀念还是有的。原以为这里该好一点吧。这里却是更沉闷的。真是如爱罗先珂在旧北京所感觉到的,只是嚷嚷而已。在武汉时,还有几个在默默地工作着的朋友。在这里,默默地工作着的人当也有吧,我却不认识,因而更感到寂寞。每次接到你寄来的《长江》和H寄来的《北辰》时,我是感到了亲切和喜悦的。

  那么,你们还是在勤劳地工作。而有时从你的来信中,却又谈到了你的苦恼和烦躁。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有类似的心情。你在《长江》五五二期的《编后记》中说:“我们所杌陧不安的,是在这汹涌澎湃的浪潮里,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所能付出的又是什么?虽说我们是全力以赴,而检讨起来,恐怕是寒伧而褴褛的吧。”是的,是寒伧而且褴褛的。但是,只要我们是“全力以赴”,只要我们是在工作中寄托了热情和追求,那么寒伧也就是收获,褴褛也会发光的。在目前,我们岂不是只能守着我们所能够做的工作么?也正如你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正是注定了要在各个角落,各个泥潭中挣扎着跃进的。”

  离开武汉的那个晚上,我就说了要给你写一点当时的心情。因为忙乱,也因为懒,一直没有写。这回提笔了,却又写得如此琐碎,如此零乱,并没有将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但我想,你所注重的,还是远地友人的那一点切切之情吧。

  问好你和别的友人。

  1946年12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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