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听笛人手记》后记

《听笛人手记》后记

　　这本小册子中的短文，都是关于外国文艺作品的读后感。其中《在大海面前》虽主要是谈我国青年作家邓刚的《迷人的海》的，因为也联系谈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以也收进来了。

　　写得最早的一篇是《阴影中的凯旋门》，在一九七四年。十年浩劫中期，我因有病，得以走出了“牛棚”，摆脱了劳役，在家里休养。我的书是早已被抄得一干二净了。病中寂寞，也由于积习，很想读一点什么，就向几个还敢于和我交往的年轻的友人求助，他们是还有办法弄到一些书的。在借来的书中，就有雷马克的《凯旋门》。

　　这本书我早在解放前就读过，也就是一般地看看，觉得写得不错，但内容早已忘记了。这次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引起了许多感触，就在激动的心情中写下了那篇读后感，其中是寄托着自己的某些情怀，融合着自己的某些心情的。当时当然完全没有想到发表，只是和另外写下的几篇短文以及一些诗，悄悄地在几个接近的人中传看过而已。

　　没有想到，五年以后，在一九七九年的四月，正在筹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来约稿，我就带着试一试的心情将这一篇送了去，后来就在该刊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因而，我不能不感激该刊主编徐迟同志和其他几位编者的好意和感佩于他们的勇气。在被迫离开了二十多年后，我是带着这一篇文章重新走回文坛的（那以后不久，《诗刊》也发表了我的诗）。

　　这篇东西在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有几位我所尊敬的友人也表示了兴趣。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文汇月刊》的主编梅朵、谢蔚明同志约我辟一个专栏，我冒昧地答应了。专栏定名为《听笛人手记》。那是因为在写《阴影中的凯旋门》的前后，我还写过一篇短文，介绍了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用意在于表达我对当时虚伪的创作倾向的厌恶，那收尾是这样的：“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我想在《听笛人手记》的总题下，写一点有关外国文艺作品的读后感。

　　开始，我还能坚持一两个月写一篇，后来就时断时续，几乎停顿了。

　　这是由于我还有一些别的杂务，当然也是由于我的懈怠。但也还有一个原因：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很吃力，而且并不是随便选一篇作品，就可以提笔写的。我不是作一般的作品分析，而是想写出自己的感受，并寄托自己的情怀，通过对作品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艺术的某些追求。甚至有时只是借题发挥，介绍作品倒是在其次的。

　　因而，我只能评介使我激动，并引起了我的深思的作品，它可能并不是长篇巨著。

　　所以，我是毫无计划性的。我写《海的沉默》，是想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写《悲剧与赞歌》是关于人生与艺术的思索。我想到要谈一谈《沉重的时刻》，则是因为有时候我也经历着对自己失望、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刻，想通过托马斯·曼笔下的席勒的奋起来鞭策自己。谈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章有好几篇。他作为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是值得注意的，而我对他确实也有所偏爱。

　　考虑到我所介绍的作品未必都是读者读过的，而且，也为了写得较为生动，我对作品都作了简短的复述。这是一项看来容易而在我是异常费神的事。我不仅要表达出那主要情节，而且想传达气氛和情调。在情节的复述中，也就夹杂着我的议论和感想。总之，我试图不要写得那么干燥和枯涩，不要败坏了读者对原作的印象。

　　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当一位前辈友人告诉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以后，又重读了一遍《海的沉默》时，我感到欣慰了。我也很感激一些友人的鼓励，使我有勇气将这本单薄的集子奉献给读者。

　　曾卓198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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