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雨果的沉思(2)

雨果的沉思(2)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轻时，由于母亲的影响，曾是一个保王主义者，后来才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他参与过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他从一八六二年就开始搜集《九三年》的资料，动手写作却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败以后。他所亲见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引起了他的沉思。通过沉思，他虚构了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在这中间寄托和表达了他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我们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紧张的地方几乎要屏住呼吸来阅读，在感动之余，也引起了我们的沉思。

　　但是，我们沉思的结果与雨果的沉思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当我们放下书本来冷静地考虑，首先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朗德纳克去救那三个小孩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他对西穆尔登说的那句话也是庄严的：“我允许你逮捕我。”他可以骄傲地说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他的这一行为太出人意外了。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向残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朗德纳克，怎么会由于那母亲的一声惨叫（那母亲还是他曾经下令枪决的），就去援救那三个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们烧死的）呢？这样一个思想十分顽固、反动，而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叛军首领，怎么会为了三个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呢？

　　我们不否认，一个恶人有时也会发出一点善心，一个坏人也可能会转变。然而，那应该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应该有内在的根据。在朗德纳克由一个“魔鬼”变成一个“上帝”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和根据。雨果对于朗德纳克为什么会去救那三个小孩丝毫没有作一点心理描写，他回避了一个困难的课题。

　　那么，是朗德纳克的一时冲动么？但我们从作者对他的各种行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算他是一时的冲动吧，那也太偶然了。艺术创作中当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种偶然性是为了表现必然性，应该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来。

　　雨果只是作过一点简单的说明：恶人的内心也会残留有一点慈悲心。雨果在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情节，而且在本书中是关键性的情节，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宣扬了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一情节去引起郭文的沉思，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种使人物的性格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使故事情节简单地迁就主题需要的做法，在艺术创作上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说得婉转一点，至少也是一处败笔。

　　同样，西穆尔登的自杀也使读者感到意外。雨果对他的人物的这一行为也未作一点心理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投票决定郭文死刑时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到他望着自己亲爱的人站在断头台上时的悲哀。但我们想象不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作出决定和在怎样的心情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为失去了唯一亲爱的人，自己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么？是因为感到郭文是圣洁、高贵的，判处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么？是郭文临死前和他的一次长谈中将他打动了，甚至说服了么？我们很难揣测。而在我们的感受上，像西穆尔登这样一个有原则性的坚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动摇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的。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题，雨果却不能不让西穆尔登自杀。因为如果西穆尔登在判处了郭文死刑后还活着，那就削弱了郭文牺牲的重大意义，郭文的牺牲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

　　西穆尔登的殉葬，却会大大显示出郭文的胜利。

　　雨果钦佩西穆尔登，却更喜爱郭文，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抚，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好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雨果再三强调了他的仁慈和宽大：他释放那些反动的修女，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不肯将一整队狂热的老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为他们是老人；如果可能，他还要把王太子从碉堡里释放出来，因为他是小孩；当一个手执刀枪的俘虏冲过来时，他命令他的士兵闪开一条路，因为他不愿用一千五百人去对付一个人，如果不是西穆尔登的挽救，他几乎因而送了命。

　　在他看来，“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郭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朗德纳克的善行震动了他，使“他的最坚定的决心，他的最虔诚的诺言，他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纳克，是他的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郭文就刑前的两次谈话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审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认“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革命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烧的村庄，被屠杀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他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完全亮了出来，我们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说这样一些话（另外只需加上一点：那个祖国的凶手将继续作恶，给祖国和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事实上，在郭文决定救朗德纳克前的沉思中，也考虑到这一点）。他是光明磊落的，勇于承担罪行，主动请求给自己判处死刑。

　　另一次是当夜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是一次思想交锋。西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在雨果笔下的郭文是太高贵了，他决不会欺骗。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的交谈时就说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在郭文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主义则是永恒的真理。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时，他当然就必须站在人道主义那一边。

　　不过，使我们困惑的是：这种损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义算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这种为了报答一件善行而宽恕一个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敌人，让这个敌人去继续作恶、造成更多无辜者流血的人道主义，算是怎样的人道主义呢？

　　无论郭文用了怎样动人的美丽的言辞，他并没有能说明这一点。

　　那个孤身一人，几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乞丐退尔马克，曾经营救刚刚从海上登陆的朗德纳克，因为朗德纳克过去对他作过施舍，他觉得应该回报；也因为在他看来朗德纳克是一个“人”，出于同情，他应该予以帮助。但是当他后来看到朗德纳克杀人放火的行为，曾两次痛心地疾呼过：“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朴素的感情和真诚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词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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