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2)

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2)

　　五

　　差不多就在喜爱艾青的同时，我也开始注意到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的诗（《七月》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创刊的，但那时我在湖北外县，难得买到）。我可以说，很少有编辑像他那样具有敏锐的诗的审美能力，而又像他那样以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顾情面地拒绝发表名家的不好的作品，而乐于刊登不知名的青年在生活中发出的真诚的歌声。《七月》和后来创办的《希望》上所发表的诗，虽然水平不一，一般地说，都是较好的诗，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在《七月》、《希望》上陆续出现的诗人，后来形成了一个流派——“七月派”，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向《七月》和《希望》投过稿，我只是这两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从刊登在那上面的诗汲取了营养。

　　而胡风的关于诗的理论也给予我以教益。他是强调诗的战斗性的，同时又非常注意诗的艺术规律，强调诗首先是诗。一方面坚决抵制了那些唯美倾向的不健康的诗，一方面也坚决抵制了没有将正确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的空洞叫喊的诗。他的关于诗的论述，提高了我的一些零乱的、朴素的感觉，而且给了我鼓舞和启发。我觉得，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也还是值得重温的。

　　在后来，我的视野当然渐渐扩大了，无论是在诗，还是在诗的理论方面，我读过一些著名的作品（那主要是外国的），它们更提高了和丰富了我对诗的感觉和理解。但是，我接触到胡风的诗论、“七月派”中的某些诗人和艾青（他有一些作品也是发表在《七月》上的）的诗，正是在我最初学习写诗的发育期和成长期，因而那影响是关键性的，我后来对诗的认识，只是在那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六

　　在那几年间，我也读了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诗。当时出版的译诗不多，只是零零星星地介绍，而且大多翻译的质量也不是很高。所以，我谈不上对哪一位大诗人有较全面的认识，有一些著名的诗篇，也并没有使我特别激动。当然，这里有一个欣赏习惯和理解水平的问题。中国的古典诗词，我年轻时接触得也不多，主要是在学校的课本中读到的，课外很少阅读。我不喜欢那大量的离愁闺怨的诗，有一些好的诗的意境当时我也不能理解或无法接受，因为与我的感情距离太远了。所以，当我学习写诗的最初那几年，外国诗和中国的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都不是很大。倒是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间接地培养了我对诗的感受力。

　　我那一时期读书真是太杂乱了。试举几个例子，在我珍藏的书中有鲁迅的小说、杂文，也有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也有纪德的《窄门》、《地粮》、《新的粮食》；有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也有阿左林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我的喜爱正反映出我思想感情的复杂。可能其中有的书对我的思想感情有着不好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是在这样广泛的阅读中，渐渐提高了我对文艺的鉴赏水平，是有助于我对诗的意境和素质的体会，有助于我的语言运用能力的。

　　诗艺水平的提高需要全面艺术素养的提高，对于这一点，我是愈来愈有深刻的体会的。那一时期，我也阅读过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虽然理解得不深不透，于我的写诗也是有好处的。诗人对生活感受的深度，取决于他的感情，而那当中也就内涵着诗人的思想。“功夫在诗外”，除指诗人的生活实践外，我觉得也可以包括以上我所说的内容。

　　七

　　谈到学习写诗的经历，我还必须谈到几个友人。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我认识了邹荻帆。他那时已出版过几本诗集，在诗坛有一定的影响，而我刚刚在诗坛起步，他却异常热情地对待我。后来又认识了姚奔、冀汸、绿原等一批写诗的朋友。有一段时期，我们同住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上，那是复旦大学的所在地，除了我以外，他们都是该校的学生。

　　嘉陵江是一条美丽的、清澄的江，我们都在二十岁上下，都是流亡青年，家乡沦陷，亲人远离，穷困得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难以维持。有谁得到一笔稿费，大家就笑笑闹闹地到小饭店去吃大肉面或八宝饭，这就是难得的物质享受了。而我们却过得那么快乐：在沙滩上散步，在江里游泳，在临江的小茶馆里谈天……

　　不过，我们当然并不完全这样消磨时光。那是“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进步文艺杂志几乎都停刊了，我们募集了一点经费，办了一个诗丛刊《诗垦地》。我们在谈天中常常评论新诗的现状和当代的诗人，探讨诗的各种问题。同时各自埋头写诗。大胆地议论，亲切地切磋，自然地相互感染，彼此愉快地交换着对新作的意见，而又在好胜的心理下暗自竞争，……这一切在促进我写诗的激情，提高我对诗的理解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而那一段青春岁月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附带说一下，近几年来，我常常收到一些年青人的来信，并附有他们的诗作。那些信都是写得十分恳切的，希望能对他们的作品提提意见，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也应该为年轻的一代尽一点义务。但是要对那么多的诗认真阅读并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是我不能办到的。这使我不安，愧疚于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我知道别的一些作家也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我想，写诗的青年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也爱好写作的友人（我相信那是找得到的），经常在一起交换一下对诗的看法和对彼此作品的意见，可能要比收到一个作家的简短的复信要有益得多。

　　八

　　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写诗很少了。那原因，我在《从诗想起的……》一文中谈过。一九五五年，一场意外的风暴使我坠入了一个深谷，但同时也又将诗带入了我的生活。在那样突然落下的毁灭性的打击下，在那样无望而且几乎是绝望的情况下，我的感情不能平静。我的内心有许多话要倾吐，也要从内心汲取一些东西来激励自己。于是，我又开始写诗。开初的一段时期，特别是我单独住在一间小房中的那两年，最使我痛苦的是孤独感：…………

　　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是谁呢？》
　　这是我在那间小房内，像困兽那样地盘旋，或是夜半躺在狭窄的木板床上大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浑黄的灯光，自己的喃喃低语。后来，我因病离开了那里，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在那样的处境中，我还是感到深深的寂寞：…………

　　我的心有时干涸得像沙漠，没有一滴雨露来灌浇。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我期待，我寻求》我不能算是一个坚强的人，又习惯于感情的温暖和热闹的生活，这样的打击和这样的寂寞，几乎是我无力承担的。但我又决不甘心就此沦落——我是指精神上的，于是，我不得不努力来克服自己的一些消极情绪：我常常推开颓唐奋身而起，如同推开梦魇奋身而起。我必须像对敌人那样，对自己进行决死的斗争。在《悬崖边的树》的收尾，我写着：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我想表明我是面临着两种命运。虽然事实上我当时已在“深谷”里，但我激励自己必须飞翔——意志的飞翔，为一种信念所鼓舞的生命的飞翔。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说到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所写的一些小诗。我只想指出炼狱的烈火是灼人的，但也能炼掉一些精神上的杂质，如果你是以面对考验的心情来面对你的命运的话。

　　我以上引用了几段话，不过是想说明我如何通过诗来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因而减轻了自己的痛苦；也如何通过诗来反映了内心的自我斗争，如何努力想高扬起自己内在的力量，从而支持自己不致倒下，不致失去对未来的信念。——我偏爱那些小诗，是因为那是闪烁在我生命炼狱中的光点，是开在我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而通过那些诗的写作，使我能体验到诗是怎样和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我完全没有指望这些诗会发表——那在当时简直是白日梦，我常常只是喃喃自语，而后才将它们整理成篇的。所以，它们如果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在于感情上的真实。后来，那当中的有几篇，却在一个爆满的一千多人的大会场上被宣读了，不过，那是插在揭露我的“罪行”的大批判当中，作为不肯低头“认罪”、“梦想翻天”的“罪证”的。当时我被“驾着飞机”站在台上。听到那些诗竟然能公之于众，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好在我是深深地低着头的，所以不怕被“小将”们看到。——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九月三日，当天被批斗后，我就从“牛棚”中又被转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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