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从诗想起的……

从诗想起的……(1)

　　其实，关于诗我能有多少话可说呢。我只是写过一些（就我写诗的年数来说，那是太少了，而且大都是不好的）诗而已。我选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通过关于我的写诗的经历来反映我的几个阶段的生活的侧影，也附带说明一下我是通过怎样长久的探索，才懂得了一点诗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原是极其平凡的。

　　一

　　我写出第一首像是诗的东西是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由几个也是中学生（其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组织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而且每人要带一篇自己的创作去。我们认识一个销路少得可怜的报纸的副刊编辑，有稍稍像样的作品，就可以在那副刊上发表。我欢喜文艺，也热心于学习写作，但过去只是在一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两三篇作文。

　　当我看到那几个只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刚认识不久的同伴，大都有一本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的厚厚的剪贴簿时，我是带着敬佩、羡慕的心情的。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加积极地练习写作。当时我读到了臧克家的两本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也还读过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诗。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当我羞怯地将它在读书会上交出时，没有得到好评，但受到了鼓励。第二次我交出的诗，终于在与我们有关系的那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诗是这样的：

　　忧郁像一只小虫，
　　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峰。
　　不愿说也不愿笑，
　　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
　　生活像一只小船，
　　航行在漫长的黑河，
　　没有桨也没有舵，
　　命运贴着大的旋涡。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小足球场上消耗的时间比花费在课业上的时间要多，还没有真正走向生活，对将来有无数幻想，却写出一些这样低沉的语句来，现在看来真是可笑的。这是一个坏的开始：不是出自衷心的感受，而是为了——仅仅是为了要写作，而且是装模作样地摹仿别人的腔调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但无论如何，我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文艺的道路。在这以后，我大胆得多，也更提高了写作的兴趣。不过后来主要是转向杂文了。这是由于鲁迅的影响。他当时用“晓角”的笔名（我们从笔调上认出了是他），以《立此存照》为题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精悍的杂文，我的杂文的总题目就用了《恐口无凭》。此外我写过两篇短短的小说和几篇速写，也还继续写过几篇诗。可以说，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

　　读书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主要是靠友谊结合起来的，人数不确定，成为核心的是五、六个人，多的时候到十多人。不仅仅是讨论文艺创作，也讨论时事和哲学，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就漫谈，扯闲天，甚至玩玩笑笑地打闹起来了。这是一群自命为进步的青少年，我们不仅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也还硬啃着《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一类厚厚的社会科学书籍。

　　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南方开展，后来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我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参与了武汉市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我们这一群人大都投入到了这一浪潮中，而且是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其中有几个被国民党逮捕，我也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转学到外县的一个中学去。这究竟是一群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在当时的进步的书刊的影响下面，也由于目睹了旧社会的一些黑暗和不平，有向上的要求，有爱国的热情，但都还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和习性。

　　我们就在时代的风浪中成长，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后来有的随波逐流，有的落荒，有的更是堕落了，但更多的人则还是坚持着他们的道路，不断地在前进。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是有着一个较好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曾生长过一代革命者。后来在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下面，我都没有背离开始的方向。但由于始终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我走得很慢，很艰难。如今回顾时，我发觉，在漫长的四十年后，我离我的起点并不远……

　　二

　　一九三八年，当武汉沦陷前几个月，我流亡到重庆继续上学念书。我广泛地阅读着一些文艺报刊，并未想到投稿，我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向一些比较知名的报刊投稿的水平。我终于投寄出的第一篇稿件，的确是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

　　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段故事：一九三九年的年初，一个和我同班的女同学突然提出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我立即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当时一般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动过好多次念头想去的。但当时我对她允诺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她本身。我们共同参加校内校外的救亡活动，同台演过几次戏，有过一次长谈。从最初起，我对她就怀着一种隐蔽的感情，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然而，她大约也能够感受到。她是湖南人，有着爽朗、热烈的性格。她的提议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于是我们悄悄地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外面。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三青团员向校方告发。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一切，但还是受到了申斥，而且被看管了起来，不准离开校门一步。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躲藏了起来。

　　我们还想继续贯彻我们的计划。由于我不能离校，一切很难进行，而她要再返校也不大合适。她让人带来一个便条，告知她决定和一个女伴一道先去成都，在那里等我，希望我寒假去。而为了逃避学校和她家里的寻找，她们将不坐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木船沿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她的通知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

　　我心情不安，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在长江边上找到了她所要搭乘的那只木船。她和她的女伴已经在船上了。船第二天就要开行。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河滩上来回走着，谈着，说的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话，却又似乎都有着含意，我感到甜蜜又哀伤。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们不得不分手了。她送我爬上高高的江坡。我知道我不可能去成都，这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学校没有发觉我的溜走，这一点没有使我感到高兴。有什么呢，开除就开除吧。

　　我面对着明天就要考试的功课，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情沉重、痛苦、感伤，突然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别》。诗第二天就投寄到靳以编的《文群》副刊去了。天知道我是怎样对付了那几天的期终考试的。这首诗是有着真实感情的，但一首送人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诗，竟是如此伤感，一片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连我自己，在不久后就对它感到不满了。

　　但几天之后诗就刊登出来了，那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而且还有人称赞。这将我写诗的热情引到了一个高潮，成了《文群》的经常的投稿者。同时我也留意读一些别人的诗。有一次，我买到了艾青的诗集《北方》（他抗战前出版的诗集《大堰河》我是后来才读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六十四开的小册子，给予我很大的感动，而且在诗的形式方面，为我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那三、四年间是我写诗最多的时期，投稿的范围也渐渐扩大了。我真想好好记述一下在一九四〇年夏我是怎样先后结识了几个写诗的友人和我们的那一段生活，不过那应该是另一篇回忆的题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除了C（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抗战前就在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了）以外，都是刚刚写诗的年轻人，流亡的穷学生。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也有所追求。但并没有真正走进生活和接近人民，他们的歌声美丽，但有些飘渺；他们的激愤的喊声是真挚的，但并不深沉。这是几棵刚出土的新苗。对于当时老一辈的知名的诗人，他们尊重的是其中的几个。对于当时的诗坛，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识以后不久，就决定办一个诗刊，经费问题依靠在熟人间募捐解决了。诗刊的名称是《诗垦地》，断断续续一共出了六期，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查禁。对于几个青年人办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他们也是不能放心的。

　　我的诗有几个赞美者，却受到了一个长者的责难，说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使我很愤愤不满，内心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写出一些好的诗来。——但终于没有能够写出，反而写得更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几乎不写诗了。我不必掩饰我在二十岁前后的种种缺点：骄傲、虚浮、锋芒毕露，生活上的吊儿郎当，思想上在进步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在反动派的黑暗的统治下面，我却浮游在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中——这是指生活情况，也是指精神状态。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