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_曾卓_虚阁网

小传(1)

　　我原名曾庆冠。老家是湖北省黄陂县。

　　我是1922年3月6日在汉口出生的。我的祖父曾梁府原在家乡种田，但生活难以维持，和祖母来到武汉。当过苦力，做过菜贩，摆过烟摊，后来经济情况稍好，开了一爿小百货店。他们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曾觉先是长子。我的两个叔父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只有我父亲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我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正在大学念书。那正是“五四”运动时期，父亲是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的，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不满。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遗弃了母亲，离开了祖父，在汉口另外成了家。以后，父亲和母亲终生再也没有见过面。那时我母亲还不到二十五岁。

　　母亲带着我与祖父、祖母共同生活。我在幼小时，就朦胧地感受到母亲不幸的命运，这在我稚弱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她是在封建阴影笼罩下的众多不幸的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我一直不清楚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否有正式的名字。

　　我六岁时进入汉口市六小学。祖父、祖母和母亲对我的教育就是用功读书，以能光宗耀祖。而我从小就贪玩、顽皮，学习成绩不佳。母亲为我订阅了《小朋友》、《儿童世界》杂志，这引起了我阅读的兴趣。在我高小毕业前的一个暑假，学校办了一个补习班。为我们补语文课的是一位原来教我们美术的年轻的老师。他为我们讲解了鲁迅的《故乡》、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看到了新的美丽的文艺园地。在他的帮助下，我在一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了几篇作品，引起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1934年秋，我进入汉口市一男中。狂热地喜爱上了小足球，立志当一名运动员。同时，我也狂热地喜爱文艺，那以后的几年中，胡乱地阅读了不少文艺书刊。有进步的，也有不那么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救亡运动的浪潮给了我影响；在文艺领域中，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战斗传统给了我影响，使我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道路，没有向病态的泥坑倾滑下去。

　　而当时使我的思想和对文艺喜爱受到影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结识了几个高我两年级的同学熊家凤、朱文尧、蒋文高，通过他们又结识了几个校外的学生。我加入了他们组成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平时我们也常分别在一起），规定每人交出一篇文艺习作。我们认识汉口《时代日报》的负责人，有较好的作品可以在那副刊《时代前》上发表。我的第一首诗《生活》就发表在那上面，也是第一次使用曾卓的笔名。那是1936年的夏季。后来我还在上面发表过几篇诗和散文，更多的是杂文。那完全是模仿鲁迅先生的笔调。

　　读书会的成员是一群倾向进步的青年。我们不仅阅读进步的文艺书刊，也硬啃一些厚厚的社会科学著作。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南方开展，后来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我们这一群都投入到了这一浪潮中，是武汉“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

　　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7年春，我们读书会的三个成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也被学校开除，不得不在那年夏天转学到黄冈县正源中学去。其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我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通过到该地开辟工作的地下党员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武汉沦陷前，我初中毕业后，只身流亡到重庆，进了复旦中学，和同学们组成了“吼声剧团”。这个剧团是受到著名导演应云卫的支持的。一年后，我们又另成立了“复活社”，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学生组织，下设剧团、歌咏队等。

　　实际的领导人是王大化同志，他当时正在该校任音乐教员。他也是我们学校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人。

　　到重庆后，我还是继续广泛地阅读文艺书刊，但很少写作，更没有想到要投稿。1939年1月，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写了一首诗，投奇到靳以先生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没有想到很快就发表了出来，而且大公报上登了一篇赞扬的文章。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写诗的热情更加高涨，常有诗在《文群》上发表。后来又扩大了范围，向别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月报》等杂志投稿。除诗以外，也写散文、杂文。我还另用过阿文、江汶、柳江等笔名。

　　在复旦中学念了三个学期。因为我的思想比较暴露，又揍过一个军统特务学生，在1940年春季被学校默退。我转学到重庆东方中学。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我不得不离校到乡下一个友人处暂避了一段时期。后来总算是在那里高中毕业。

　　在1940年夏天，我结识了诗人邹荻帆，他当时刚从战地回来，准备投考复旦大学，又通过他认识了复旦大学的学生姚奔、史放等。后来，绿原、冀诵、冯白鲁也都考进了这所大学。以邹荻帜、姚奔为中心，在1941年夏天，我们通过募捐筹集到了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刊《诗垦地》。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进步刊物大都被迫停刊。所以这个小小的诗刊是受到了进步文学青年的关注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的。这诗刊只断断续续地出了六期，就因为经费困难，也为环境所迫，停刊了。同时，在靳以先生的支持下，在《文群》上也出过若干期《诗垦地专页》。

　　我中学毕业后，为了想与邹荻帆等在一起，只报考了复旦大学，没有录取。为了谋生，或当小职员、或当话剧演员，都因为政治上比较暴露而被迫离开。在重庆流浪了一段时期，实在生活不下去，于1943年2月到贵州省毕节县通过我父亲的介绍，到川滇公路局当办事员。

　　1943年秋季，考进了迁移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最高学府。我一进校后，特务机关就通知学校当局要对我“严加监视”（解放后我看了那档案材料）。我与学校的地下党没有横的关系，上级另派了人与我单独联系。我在学校里和进步同学组织了文艺团体《桔社》，定期出版墙报，举行过几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了艾青、田间等的作品，组织了《中大剧艺社》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和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等剧。有几次活动是为了配合当时学校正在开展的进步学生运动的。那几年中的每一次进步的学生运动，我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1946年夏，学校复员到南京，我中途在武汉下了船，回到了阔别了八年的故乡。我的老家已是一堆废墟。我的母亲于1944年国民党湘桂大撤退时，在逃亡途中倒尸。我的三叔被日寇抓去不知下落。我的祖母等五人也在流亡他乡时去世。而当时国民党又正在挑起内战，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在武汉停留了三个月。那时荃麟同志接受党的任务正在武汉开展工作。葛琴同志在编汉口大刚报的副刊《大江》。我回到武汉后，他们让我接编这个副刊。这年10月，我去南京，副刊又交给了端木蕻良同志接编。

　　我于1947年夏在中央大学毕业，回到武汉，先后在私立大江中学、抗族于弟学校，鸡公山中学教书。大部分时间还同时兼编大刚报副刊《大江》，由于荃麟、葛琴同志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由于得到先后回到武汉的邹荻帆、绿原、伍禾等的支持，这个小小的副刊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的青年作者，发表过一些暴露现实的黑暗、呼唤解放的作品。而且，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它的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意义。我也以各种笔名，在这个副刊上和伍禾编的新湖北日报副刊《长江》上发表过一些短篇、杂文和散文，只有少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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