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工作”(5)_曾卓

“为人类工作”(5)

　　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

　　马克思是个慈爱的父亲。为了孩子们，甚至毫不犹豫地中断自己的工作。在孩子们面前，他完全听任摆布。他和孩子们一道游戏。孩子们有时将他当马骑，有时要他扮做公共汽车。

　　孩子们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在郊游，在路上，马克思为他们讲自己编造的故事，使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故事的长短依照所走的路程的长短而定。

　　马克思非常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逐渐向他们灌输各种知识，向他们讲解一些有名的文学作品。他的三个女儿：小燕妮、劳拉和爱琳娜从幼小时就能背诵莎士比亚剧本的整场的台词。她们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和文学的熏陶，对她们成年后的事业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她们后来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说到马克思的家庭生活时，不能不提到海伦·德穆特（琳蘅）。马克思和燕妮结婚不久，燕妮的母亲就把琳蘅送到燕妮身边，她从此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她比燕妮更善于安排日常家务，像母亲一样地保护他们全家，为他们分担忧虑，应付各种困难。他们全家也都爱她。凡是知道马克思家庭情况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品性高贵、善良的妇女。当马克思夫妇先后去世以后，恩格斯又将她接到了自己的家里，她又担负起照顾恩格斯一家的任务。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成为马克思在暴风雨的航行中可以停泊的港口，使他的精神可以得到温暖的巢穴。他和家人相依为命。虽然他有时也哀叹，由于他所选择的道路，给他的亲人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他的亲人们对他却从无怨言，并以他为骄傲。

　　马克思的家，也是朋友们相聚的地方。他一家有许多忠实的朋友，其中的第一位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9月结束了他在公司的一切事务，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从此他们朝夕相处。恩格斯自己没有孩子，他把马克思的女儿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而她们也把恩格斯看作是自己的第二父亲。无双的联盟

　　不仅马克思的女儿们将恩格斯看作是第二父亲，马克思也将恩格斯看作是“第二自我”

　　从1844年8月，他们在巴黎那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起，就奠定了他们的友谊。这友谊是以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业为基础的，因而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深入，他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就愈益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他们的友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在中外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与之媲美的例子。

　　马克思曾写信给拉法格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事业。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要是我能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这表现了一个伟大战士的情怀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然而物质上的困乏仍然是一种恼人的沉重的压力。如果没有恩格斯在经济上的经常的援助，马克思在他的事业上和学术研究上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如我们所知道的，有多少天才终究在贫困中被折磨得难以发挥其才智和能力，并郁郁以终。

　　当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放逐来到布鲁塞尔时，囊中空空，当时恩格斯就立即伸出友谊的手。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至少，不能让那些狗东西因为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难而高兴。”马克思于1849年流亡到伦敦后，除了有一段时期为美国的《论坛报》定期写稿，得到一点微薄的稿酬外，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因而长期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苦斗。

　　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他于1850年从伦敦迁居到曼彻斯特，到一所公司任职。开始只是一个普通职员，收入也并不多，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出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给马克思汇款。许多年后，当他成为公司的股东，就不断地汇寄大笔的款子。他对于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厌恶的，称那为“该死的生意。”但他宁可忍受这种桎梏，是由于“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而马克思在一封向恩格斯求援的信中说：“老实说，我宁可切掉我的大姆指，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身起来的，就是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马克思还向恩格斯这样谈到过自己的心情：“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卓越的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方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一切琐碎的忧患。”以马克思这样富于自尊心的人而不得不接受朋友的援助，而且意识到朋友为他而浪费了自己的才能，他当然会感到痛苦的。正如梅林所说：恩格斯作出这样的牺牲和马克思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

　　他们虽同在英国，却长达20年之久分居在伦敦和曼彻斯特，见面的机会很少。而每当恩格斯来信说将要来作客时，马克思和他的全家都以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的来临，如同期待一个节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频繁的通信，来往的书信有1300多封，除了谈生活状况外，还探讨了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宝贵的理论财富。列宁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表明他们全部通信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说：“我高兴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提琴手”。他认为，能够与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马克思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想都极快”。他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

　　这两位彼此相知极深的朋友所说的话都是真诚的。恩格斯连中学都没有能够上完，但通过刻苦的自学，具有广泛的知识。他懂20种语言，还深入地钻研过军事科学，在《新莱茵报》时期，他写过大量军事评论文章，因而得到了“将军”的绰号。他的思想敏捷，能很快看出事物的本质。他们相交后不久，就合作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又合作写了《共产党宣言》。

　　那以后，马克思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都要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在政治斗争中的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和恩格斯共同商定。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帮助下，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整理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是一个极为繁重的工程，恩格斯投放了巨大的精力，因而列宁认为，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风貌和气质上都不相同，但在思想感情上却融为一体。作为朋友来说，他们亲密无间，肝胆相照。作为战友来说，他们亲切合作而又保持着各自的个性，是无双的联盟。而作为他们友谊的基础并日益促进他们友谊的发展的，是他们共同的战斗目标——共产主义理想。《资本论》

　　部被恩格斯称之为有史以来对于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25年苦心研究的成果。

　　他在当《莱茵报》的主编时，由于要对群众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因而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1843年迁居巴黎后，他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到布鲁塞尔后，他继续进行研究，发表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由于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实际斗争，才一度中断了研究。

　　流亡到伦敦后，他的研究工作又更深入地进行，而且他决定要将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

　　这部书原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分6册出版，并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第一分册。到1862年，他改变了想法，决定选用《资本论》作为书名，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题。

　　为了写这部书，他翻阅的资料汗牛充栋，读过、做过笔记或摘录的书有1500多种。他写的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理论原理，都是大量实际资料的概括，都是对众多的书籍、文献和报刊进行研究的结果。

　　只有当他认为对每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才肯下笔。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了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他白天埋头在大英博物馆，往往无意双脚擦地，久而久之，竟在他常坐的座位下留下了印迹。夜间，他又在家里继续研究和写作。由于劳累过度，他常两眼昏黑，头脑剧痛，胸中发闷，经常患病，有时甚至在坟墓边缘徘徊。

　　他还再三拖延了《资本论》第一部完稿的时间，他说这部书“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他以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新的探索。不但在思想内容上，他还十分重视形式，要使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在第一卷完成后，他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

　　燕妮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资本论》写作时的情况，她说：

　　“您会相信，没有什么书是在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可以写一本轶事，描绘那些没完没了的默默的操心、惊恐和痛苦。”

　　我们知道，在写作这部书的那些年间，他们家经常为生计发愁，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完稿后，竟由于付不出邮资而寄不出去。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幽默而又不无辛酸地说：“未必会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货币的文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19世纪40年代，欧洲无产者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受难？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工人？无产者的出路何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试图予以回答，但是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剩余价值学说，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是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秘密，并从经济上论述了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后的又一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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