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工作”(2)_曾卓

“为人类工作”(2)

　　不久，他参加了当时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团体——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他们对德国落后的状况和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不满。他们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宗教——普鲁士君主专制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是俱乐部中最年轻的成员。一位大学时代的成员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容貌：“他前额很高，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有一个轮廓分明、略带刚硬的口形。这种面貌证明了一种强烈地表现出来的严肃、坚定而果敢的性格。”他以非凡的才能、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分析力，博得了那些较他年长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称颂，成为俱乐部的精神领袖之一。

　　1839年起，马克思埋头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着重研究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他之所以把这三派作为研究的重点，是因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的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发展，都是自己时代的自由思想的体现。

　　1840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宣扬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为伊壁鸠鲁这一古希腊最伟大的启蒙者和公开反对信仰上帝的人的无神论辩护。他坚决反对使科学服从于宗教，给人类自由思想套上枷锁的任何企图，这也就是向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和封建制度宣战。在论文中，他还阐明了哲学和生活的辩证统一原则。他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那就意味着哲学应当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同时哲学也在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不断得到发展。这里已经包含着他后来科学地阐明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原则的萌芽。

　　这篇博士论文中仍然持有黑格尔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已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远远地超过了青年黑格尔派所能达到的水平。

　　1841年3月，在博士论文已完成后，他写了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序言，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他公开宣布自己是同宗教誓不两立的无神论者。他推崇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他敬爱的普罗米修士，那个将天火送给人类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称他是“哲学历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他借用普罗米修士的话宣告：“我痛恨所有的神”。并借用普罗米修士的话回答那些为反动势力效劳的人：也不愿受人奴役；我宁肯被锁在岩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他以普罗米修士的高尚的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自己的力量。而普罗米修士的命运也正象征着他自己将来的命运。为了让真理的火去点燃受难者的心灵并使他们获得解放，他宁肯终生承受流亡、贫困的折磨，宁可面对风暴雷电。与普罗米修士不同的是，他不是被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而是自愿锁在岩石上的。

　　1841年3月，马克思大学毕业。当时普鲁士处在国王威廉第四的统治下，这是一位“最伪善、最狡猾的”封建专制君主。那些敢于发表共和主义言论的大学教授受到暗探的监视，不少大学生由于发表政治讲演而被逮捕。一些进步的教授因而纷纷被迫离开大学。马克思原打算到波恩大学执教的，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转移到了新闻战线。

　　1942年初，他写成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个在1841年底颁布的检查令以其表面漂亮的言词蒙蔽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表示欢迎。但马克思却雄辩地揭露了这个新的检查令的欺骗性、虚伪性，及其反动的实质。最后他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体系。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书报检查的限制，这篇文章当年没有可能在普鲁士发表。

　　接着，马克思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莱茵报》是由自由资产阶级在科伦创办的，他们吸收了一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编辑工作。马克思认为可以将该报作为宣扬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阵地。但原来的主编还不足以胜任这一职责。1842年10月，马克思正式接任为主编，他当年只有24岁。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表现得愈益浓厚，报纸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订户增至3400多户，不仅超出了莱茵省，也超出了普鲁士。

　　在《莱茵报》时期，特别是他当主编以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已日益明显。他不赞成他们总是倾向于把哲学上的批判看作就是目的，而不是把这种批判同公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报纸必须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愿望，“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在《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通过具体事实来揭露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为了驳斥政府对他的“歪曲事实，诽谤政府”的指责，马克思曾到摩塞尔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接触农民，深入了解他们的贫困状况。

　　在当时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牌号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要办《莱茵报》这样一份报纸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既要坚持立场，揭露现实，指明方向，又要对付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和官方不时的指控。马克思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利用一切从事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使“形式”缓和一些。而有时，他还有意作弄那些检察官。——他坚守在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反动政府终于不能容忍，在1843年1月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这立即在莱茵省激起了抗议的浪潮，要求国王撤销查封的命令。摩塞尔河沿岸的农民也纷纷请愿，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散布过谣言，诽谤过政府；我们只知道报纸报道了我们地区和我们命运的真实情况。

　　但是报纸的股东们却指责马克思的思想过激，要求马克思放弃反政府的立场。这当然是马克思所决不能接受的。他在一封信中说：“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为了自由，在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1843年3月17日，他发出了退出编辑部的声明。但报纸还是被迫在4月1日停刊了。

　　当马克思大学刚毕业时，一位青年黑格尔分子就这样赞扬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

　　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而当他刚刚踏入社会，通过在《莱茵报》这一年的工作（其中担任主编5个月），就更扩大了他的声誉和影响。进步的人士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这位年轻的主编，而反动派则对他充满了仇恨和警惕。也正是通过这一段工作，通过与德国现实生活的接触，使他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这是他从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开始。

　　在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不久，在他和燕妮秘密订婚7年，饱经爱情生活的折磨以后，终于冲破了阻碍，于1843年6月19日举行了简朴、端庄的婚礼。他们在美丽的莱茵河畔作了短暂的密月旅行，度过了在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恬静的时光，接着就开始了更为漫长，更为艰苦，虽然也可以说是更为壮丽的生涯。流寓巴黎

　　他之所以去巴黎，是因为普鲁士反动的气氛使他感到窒息，深感到在那里难以积聚革命力量，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

　　当他准备动身前，普鲁士政府通过他父亲的朋友向他提出建议，邀他去政府任职，那样他就可以享受平安、富裕的生活。他断然拒绝了这种收买，而宁愿流亡到异国。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巴黎一直是革命的中心，成了欧洲各国革命者所向往的地方，聚集着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活动家。巴黎也是德国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他们和德国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他们可以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德国。当时巴黎也是世界科学和文化最大的中心之一。所以，马克思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巴黎的，他将它称为“新世界的新首府”。

　　侨居巴黎的流亡者热情地欢迎这位已有很高声誉的原《莱茵报》主编的到来，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活动家，经常到他家作客。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在那一时期成为马克思最亲近的知己。马克思对海涅的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海涅对马克思怀着始终不渝的敬意。

　　马克思的朋友们在他家里不仅受到亲切的关怀，而且还得到经常的帮助。燕妮在结婚后不久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遗产。

　　当穷困的同志和朋友们来看望他们时，他们把放钱的匣子打开放在桌上，每个人可以从中取去他所需的数目。

　　在巴黎，马克思还经常与工人接触，有一些夜晚，他到工人住室里或去工人聚集的小酒店中，与他们促膝谈心，他和燕妮还经常到工人家庭进行访问。他曾怀着激情写道：“人类的兄弟情谊在他们中间不是词句，而是真实，而且人类的高贵从那被劳动锻炼得刚强的形象中，向我们发出光彩。”

　　马克思还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但他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只是同它们的大多数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因为他并不赞成那些团体的理论观点、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

　　马克思到巴黎后的头几个月，埋头干《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创办这个刊物是他到巴黎来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另一主编卢格在病中，组稿和编辑的重担全部落在他的肩上。马克思克服了种种困难，《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终于在1844年2月底出版。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他给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了“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使人类摆脱政治和社会压迫，而那“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是能够彻底进行革命的唯一力量。他阐明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先进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以乐观的语调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是的，马克思就正是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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