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林育南

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中国青年》出世恰满两年了。在两周年的纪念号上，对于两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实有回顾和考量一番之必要。

　　一九二三年十月正是直系全盛时代。中国革命的劳动运动之高潮经京汉“二七”直系屠杀而降落。十月曹锟贿选登台，以承认丧权辱国的临城案之要求，换得列强之承认，从此内忧外患，加紧逼迫。《中国青年》正在此时喊出他最初的呼声，反对卖国的直系军阀，反对扶植直系军阀的英美帝国主义乃至压迫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唤起青年为民族独立，为自身解放而努力于革命的奋斗。是年年底广州政府收回关余运动，引起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一九二四年开幕，国民党召集全国大会，毅然改组，确定党之主义与政纲，厉行民众之宣传与组织，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为革命之口号；《中国青年》此时对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策略与宣传，颇引起青年之注意。此后中俄邦交恢复运动，以青年学生及民众之督促遂成[订]立中俄协定，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更受刺激而普遍猛烈了。

　　广州沙面罢工之胜利，商团反叛之镇压，都与革命运动以助益。同时，帝国主义及军阀对于人民之进攻亦加紧；列强破坏中俄协定，强夺无线电权，逼迫承认金佛郎案及德发债票；直系军阀政府借债卖国，以武力压迫人民，扰害全国。然而到本年的十月，直系的运命已到穷尽之境，东南和东北的战争就相继暴发了。在此时间，《中国青年》指出战争的原因系英美和日法帝国主义在后面为之操纵，无论谁胜谁败，都与人民无益而有害，只有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得到和平和幸福。直系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安福系及奉张得势，《中国青年》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已代替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地位，段张与曹吴并无异致。此时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号召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决时局，于是民众的运动，突然猛进，国民会议及反帝国主义运动遍于全国，以段政府之压迫破坏，不克有成。不久而孙中山逝世，给革命运动以重大之损失，然民众运动并不因此稍衰，反而更加发扬。此时《中国青年》对于国民会议及青年为自身之利益应参加革命运动，宣传极为努力。自政变后，中国劳动运动大活跃，北方铁路工会均已恢复，罢工相继而起。一九二五年之春，罢工运动如怒潮之骤至，由三月至五月，青沪汉粤不断有大规模之罢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等日全国各地群众示威运动，全国劳动大会之举行，革命潮流之汇积，至“五卅”而暴发。五卅以后，反抗帝国主义的直接行动，流血遍于全国，影响及于全世界，使革命运动进于一个新的境界。在这个巨大的运动中，《中国青年》在青年的前面，指示他们作战的方略。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张政府，卖国媚外，压迫人民之举动（如毁弃约法，承认金佛郎案，封禁报馆，解散人民团体等），更甚于曹吴，于是反对奉系军阀及卖国政府，亦成为《中国青年》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在最近，惨杀案的宕搁，关税会议的预备，国内大战的酝酿，使《中国青年》对于政治的策略方面，革命的理论方面及青年的组织宣传和运动方面，更与全国青年以切实的指导了。

　　两年来政治变迁的经过和《中国青年》应付的态度如此，以下就概述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的两年来之中国青年运动。

　　（一）青年的政治运动

　　中国青年运动以学生为主要分子，而学生运动开始便是政治性质的。两年来学生群众在政治运动上极其努力。当曹锟贿选的时候，各地学生都表示反对，安徽和浙江的学生结队示威，并捣毁了该地得贿的猪仔议员的家宅。全国学生总会因反对贿选并指导各地学生作反对直系及利用直系的英美帝国主义，而屡遭封禁。在直系军阀高压的势力之下，各地学生均能不断的来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卖国的运动，当临城案之屈服，金佛郎案及德发债票之承认，铁路共管与长江舰队联合示威的种种事件之中，学生都有反对的表示和行动。广州政府收回关余之抗争，国民党之改组，与青年学生以革命信仰之绝大启示，以后各地学生群众相率加入国民党，而学生的政治运动亦渐为有主义有纲领的革命行动。此后主张承认苏俄，促成平等的中俄协定，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都以学生为中坚分子。奉直二次大战发生后，全国学生总会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的战争，主张以人民的力量，消灭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和平运动。北京政变后，青年群众在国民党左派领导之下，努力于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并参加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同时反对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死后，各地青年猛烈的宣传中山的革命主张，并踊跃的加入国民党。段祺瑞承认金佛郎案，摧残舆论，压抑民气，各地学生会都起而反对。同时革命的工人运动已起，在各地反抗帝国主义及资本家的罢工中，青年工人颇占重要地位，多为罢工中之先锋队伍。进步的革命的学生分子，亦都参加援助。五月第一星期之群众运动，乃以青年学生与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之联合协作为主干。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学生起而为之援助，致发生“五卅”南京路之大流血。接着各地学生都是与工人一致罢课罢工，拼死的反抗帝国主义，工人的血和学生的血流成一道，染遍了国土。以上是全国青年普遍一致的政治运动。此外还有各地方特殊的政治运动：如安徽学生驱逐省长吕调元[1]，广东学生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福州学生因反对日英帝国主义而流血，太原学生反抗阎锡山[2]之加税，陕西学生驱逐督军吴心由[田][3]。其他各地学生反对当地不良的教育官长及参加地方的政治运动都很尽力。中国的青年在民族独立的革命战线上是一支有力的军队，从他们两年来政治运动的情形上更可以证实了。

　　（二）青年的文化运动

　　近两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一种反动的倾向，就是所谓东方文化之复辟运动。有些宗法社会的绅士学者和失意的官僚政客，他们都高谈其东方文化，提倡精神生活和中国旧伦理学说，反对科学和物质文明。在这种混乱思想正在延布的时候，不免有许多青年被其迷惑，然而进步的青年首先起而反对，《中国青年》就是反对东方文化最力的一个。他们根据科学精神和社会进化的原则把东方文化攻击得体无完肤。当东方文化派与反对派争论“科学与人生观”以后，东方文化派藉了欢迎泰戈尔以张其声势，泰戈尔被研究系邀请来到中国，到处鼓吹其反对物质文明与科学，离开现实而玄想空虚的东方文化，以磨灭青年与现实环境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到杭州、上海、南京、北京、济南、武汉等处演讲的时候，都被当地进步的青年学生从理论上行动上极力的反对他，以致扫兴而去，东方文化因而颇失人们的信仰。这是青年文化运动上颇值得注意的事情。文学革命和两性观念解放之末流，使一般青年渐流于以文学和恋爱为生活的中心，而消失其奋斗进取之精神，《中国青年》出世，正当文学和恋爱盛行的时候，他解释中国的地位和青年的责任，指出文学和恋爱的生活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的青年浪漫和堕落的危险倾向。这种宣传与青年以极大的刺激，此后文学与恋爱之风不似以前之盛行，且为一般革命的进步的青年所轻视了。此外，全国青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不但在文化运动上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上亦[至]关重要。中国青年的反基督教运动本发生于一九二二年之春，但不久即渐归沉寂；自反帝国主义之潮流高涨，而反基督教之运动亦同时并进。他们反对基督教，不但因为他是违反科学，为社会进化之障碍，尤其要攻击他的，是因为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为武力及经济侵略之先锋，且直接为文化侵略以愚弄中国青年的手段。一九二四年之秋，上海各校的青年学生见各地不断的发生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为集中反基督教之势力及指导此种运动使之强健而一致意见，乃重新恢复一九二二年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发行反基督教周刊和小册子，号召各地青年起而作同样的组织和运动，不久而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山东、江西、山西、直隶、广东、浙江等各地反基督教大同盟的组织相继成立，反教会学校的怒潮沸腾澎湃。教会学校风潮之最烈者，从一九二四年五月起有徐州之培心学校，广州之圣三一、圣心、广益、三育、建道、协和，培心等，南京的明德女学，福州的协和中学等，风潮发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学校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这些学潮暴发后，影响于全国，嗣后教会学校的学潮愈加扩大而猛烈：长沙之雅礼，醴陵之遵道，汉口之博学，重庆之广益，开封之汴济，均相继而起。“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已成了全国青年普遍的呼声。到是年的十二月，中国青年社与上海反基督教同盟合编一本《反基督教运动》小册子，并号召全国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基督教的圣诞节，举行全国反基督教的大示威运动。各地青年都一致的响应了——这回的圣诞节变成了基督教的一个灾乱恐怖的日子。全国各地青年都用各种方法做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和实际行动，广州、长沙、上海、济南、武汉、九江、青州、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安源、重庆、太原、北京等处都有群众的宣传或示威运动，而以广州长沙等处为最猛烈，长沙并因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予反基督教的青年以严重的压迫。基督教经此重大之打击，帝国主义者非常恐惧，乃诬赖此运动为“过激”、“赤化”、“拳匪复活”。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反基督教已成全国青年群众普遍一致之主张与行动，“五卅”以后之罢课反抗运动，各地教会学校之学生均一致参加，与学校当局冲突，因而退学者到处皆是，以经营数十年为全国教会学校之领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亦因此次运动而全体学生退学。两年来全国青年在反对基督教的文化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上，真有伟大的功绩呵！

　　（三）青年学、工、农、兵及妇女运动

　　从“五四”以来之学生运动，并无明确切当之主张与策略，而且忽略了本身利益之要求。在一九二四年的第六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他们在政治主张方面始决定了：（一）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努力于收回关税权，司法权及教育权的运动；（二）为要完成以上的使命，必须努力于打倒国内反动的军阀，联合世界革命的势力及跟随国民革命先锋队之后，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之工作。在学生自身利益方面，主张（一）反对反动的和专制的教育，（二）要求一切学生的活动都归学生会办理，（三）学生会要干预一切与学生有关系的问题，（四）学生会要引导学生群众做各种社会活动。这确实是一个大的进步。此后，一年来全国学生，在政治运动方面是非常努力的，学生中因此牺牲流血者不少。虽组织方面仍是不十分强健而集中，但每遇一重要的问题而发生群众紧急的行动，则学生团体即时可以强健集中起来，如山西学生之抗税，福建学生之流血，陕西生学之驱吴及此次“五卅”后之运动，学生会的组织立即振作。几年来各地都不断的发学生潮，每个学潮都与学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有些学潮是因学生方面要求自身的利益，如反对反动的和不良的教职员，改良校课，要求经费以及反抗压迫和改良待遇等，这是很正当合理的。但有些学潮是不应当发动或参加，或作某种主张及行动的，如教职员因饭碗和地盘的争夺，军阀政客等因权利的冲突而互相倾轧排斥，他们利用学生为作战的武器，学生常因不善对付而陷于错误，以致学生分裂，拥某拒某，互相攻击，甚至争斗而演流血惨剧者，如武昌师大，南京东大等学生皆是。此种错误，使学生团体分裂，势力减灭，且牺牲自身利益为人利用，被人轻视。《中国青年》曾经屡次为文矫正此等态度。在近来学生运动尚有进步之一点，即学生渐觉察其本身没有经济的地位，单独的不能作有效力的群众，非联合一般最革命的工人群众乃至多数的商人及小工业家不可，于是学生运动渐渐扩大其领域，而尤与工人及农人的关系日渐密切。有些最革命最觉悟的学生分子早已相率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作革命的劳动运动之先锋，次则一般较进步的分子也都参加或表同情于工农运动。此次“五卅”运动乃上海学生同情并援助工人之运动而发生，各地的学生与工人亦多联合一致行动。在本届全国学生大会（第七届）除详细的说明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规定反帝国主义更精确的革命方略，与反对基督教运动的详细办法以来，援助工农亦有专案说明其意义及方法。大会将全国学生组织，从各校学生会至各地各省以至全国的总组织，均规定一精细完密之系统，使学生之组织集中而统一，且于执行机关内特设一工农部，专司工农运动。此外关于学生本身利益问题在决议上亦有详尽之说明与办法。这回大会的成绩可算是非常的完美，只希望各地学生能够切实执行。

　　青年工人运动也渐渐的发展起来了。这两年中，前一年正是中国工人运动退守的时期，青年工人运动除广东外，别无活动。后一年是工人运动复活，工潮高涨的时期，所以青年工人的运动亦同时活跃起来。在各地一般工人组织、罢工及参加政治运动中，青年工人是很热心努力而且很能干的。青年工人常在工会中担负重要的职务，或为工会中的领袖。

　　在罢工的争斗中，青年工人最勇敢，肯牺牲，能奋斗，故他们常为罢工战斗之先锋。他们年轻而少成见，很少个人的利害观念，最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获得阶级的觉悟，而且肯守纪律，服从命令，故他们是革命的最勇敢忠实的战士！在各地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的群众运动中，青年工人都肯参加。青年工人都加入了工会，故单独的组织尚不甚发达。广东有些青年工人组织了“青年工人自治会”及“青年工社”，萍矿青年工人在工会中组织了“青年部”，武汉有“青年工人互助友谊会”，长沙有“青年工人互助团”，重庆、绍兴等处均有此种组织。关于教育方面：广东，安源，上海等处都有青年工人及工人子弟学校，以及演讲会，书报室，游艺会，工人周报等之设办。其他各地，亦多有平民学校等供青年工人之教育。惟中国青年工人工作时间均在十二小时以上，工作之劳苦与用力和成年一样，工钱比成年工人更低，待遇亦较恶劣，故其所受苦痛极深，因而无受教育之机会。在此种情状之下，改良青年工人生活的经济争斗（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卫生及要求免费教育），是必要而且必然的事了。在中国一般的经济罢工中，很少（有）为青年工人争特殊利益的条件，这是因为青工年人尚未注意到此问题，亦因青年工人未努力于此种运动的缘故。在近半年来，青岛日本纱厂，上海纱厂，河南纱厂及最近上海商务及中华两印刷厂罢工，都提出了青年工人的特殊利益要求。在青岛及河南的罢工运动中，青年工人站主导的地位，而且极其猛勇的奋斗。中国青年工人的数量极多，生活极苦，童工及青年女工之生活犹为悲惨，他们的身体尚未发育完成，而且正是需要受教育的时候，故不能过长时间和过劳苦的工作，因此，青年工人的经济争斗和教育运动是他们当前极重大的工作了。

　　中国农民运动尚未有成工与青年的分化。广东的农民运动最发展，全省各县的农民都有组织。青年农民亦如青年工人一样的勇敢肯干。他们都加入了农会，也担负了许多的工作，农民时与地主、土匪、贪官劣绅及反动的军队奋斗，致常演流血的（惨）剧。农民亦富于革命的精神，在广东农民都拥护革命政府，革命军东江之战胜，颇得力于农民之帮助。青年农民均喜读书听讲及公共的娱乐游戏。广东各农会，均设立学校，供给青年农民的教育，现在又正在添设“青年农民俱乐部”。其他各地的农民运动，因政治的压迫，难于发展。一九二三年湖南衡州岳北数万人之农会被赵恒惕武力解散，并枪杀多人，江西乐平、马家沟农民抗租而遭军阀之屠杀至数百人，此外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处之农民反抗运动，时有所闻。帝国主义、军阀、贪官、劣绅、地主等剥削与压迫，水旱、兵匪、灾疫之流行，使农民不能生存，故群趋于反抗革命之途——略有宣传指导，即可组织之而从事奋斗，现有许多地方之农民因受环境压迫而要求组织。农民运动之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兵士多数是青年，因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压迫之下，使他们很难得觉悟，犹难组织起来。现在除广东及国民军少数军队之下有青年军人的政治教育与组织之外，其他反动的军阀之下，绝无此种运动。广东的学生军、党军及受革命政府指挥之粤、湘、滇军，都有政治教育，以学生军与党军为最进步，他们可算是真正的革命的军队。他们中进步的青年分子，组织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们是革命的青年军人之结合，极注意于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他们在广州各革命军队中组织了干部，并在北方国民军之内亦成立了干部。他们发刊了《中国军人》及《青年军人》月刊，颇与表现革命的青年军人之精神。今年“五一”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农民大会开幕的时候，由他们的参加而实现了“工农兵联合”大运动。当东江血战及剿灭刘杨与反革命派时，他们尽了最大之努力与牺牲。沙基惨杀，他们流血最多。每次反动军队摧残工农的时候，他们总是拥护工农的利益，反对此种暴举。国民军之下亦有进步的青年军人，颇能活动。此外尚闻有几个秘密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

　　“五卅”以后，不少的青年学生都志愿而且实行到军队中去活动。

　　中国几年的所谓妇女运动，除了少数的贵族式和政客式的妇女运动外，大都可以说是“女学生”的运动了。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和资产阶级的妇女都沉寂在家庭或田园里，梦想不到有什么妇女运动。女工数量亦多，他们也参加工会和罢工运动，但尚无保护女性的要求和行动。现在一般妇女运动，虽然十分幼弱，然因阶级地位不同的关系，已显然分为几派：一派是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他们所要求的是“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至于真正“妇女解放”的意义和方法，她们是不会明白的。所谓小姐式的“妇女参政协会”及太太式的“全国妇女协会”是属于这一派的。另一派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他们所要求不仅限于“平权”、“参政”以及“母性保护”，而且要求彻底的改造现社会经济制度及家庭组织，以完全解放妇女的“奴隶地位”而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人”。以前的女权运动大同盟和现在上海的各界妇女联合会是属于这一派的。两派的势力都尚幼弱，但后者比较接近群众，前途的发展是很有希望的。

　　两年来的青年运动，有很大的运动和进步，前途极可乐观。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青年确实是个勇敢而精干的急先锋。此后民族解放的成功，仍须仰仗革命的青年群众之势力。在文化方面，肃清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东方文化之混乱思想，反对障碍社会进化、革命进行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派在内）和国家主义者的谬论，以及扫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督教等工作，过去已有良好之成绩，以后更应加强的努力。此外青年群众自身之组织和教育经费的要求，以学生较为进步，工、农、兵士、妇女等，近亦开始活跃，日后必大有发展。青年团体亦多由小的组织而进为大规模的统一集中的运动。

　　观察过去两年中国青年的运动，我们可以无疑的肯定：

　　中国青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锋！

　　中国青年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健儿！

　　中国青年是中国民族的守卫军！

　　原载《中国青年》第一〇〇期

　　署名：林根

　　【注释】

　　[1]吕调元（1869—？），字燮甫，安徽太湖人，清季进士，曾任天成县知事。1919年1月任安徽省省长，年底去职，1923年2月复任安徽省长。在职期间，破坏安徽各界抵制日货运动，拖欠教育经费、帮助曹锟贿选，下令通缉安庆、芜湖等地反对“猪仔议员”的学生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因民愤极大而罢官。后因挥霍无度，债台高筑，吞鸦片烟自尽。

　　[2]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同盟会成员，1910年任山西新军八十六标标统。1912年3月任山西都督。因拥袁称帝，1914年6月被授予将军府同武将军，1917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投靠蒋介石集团，6月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蒋、桂、冯联合伐奉，统治地盘曾一度扩展至晋、察、冀、绥四省及平、津两市。抗战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进行了忻口战役。抗战胜利后，积极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活动，1947年4月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6月在广州就任行政院院长，同年逃往台湾。1960年5月23日病死于台北。

　　[3]吴心田（1876—1955），字芑荪，安徽合肥人，早年入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19年任湖南岳阳镇守使，1921年8月被冯玉祥任命为陕西边防军总司令。1925年4月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督办，其间纵兵为匪，镇压学生运动。后被李宗仁和发以第四集团军高等顾问，1936年5月被授予陆军中将。1946年退役，解放前夕逃往台湾，1955年11月病死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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