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轮转天下

轮转天下(1)

　　上星期三去澳门演讲，下午退潮时分，朋友带我沿着细叶榕垂阴的堤岸散步。正是端午前夕，满街的汽车匆匆，忽见榕阴低处，竟有青篷红架的三轮车三三两两，以我行我素的反潮流低速，悠然来去，乘客和车夫都似乎没把倏猛的汽车放在眼里。这一惊一喜，真像时光倒流了——没有七十年，也有十七年。

　　我们这一角世界，曾经靠三只轮子来推动：“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是我几个女儿小时候最熟的童歌。但那三轮的时代早已消失，收进汽车的反光镜里去了。

　　这世界就像哪咤一样，我们都在飞旋的轮上来去。当初发明轮子的那人，不论灵思是否得自日轮或月轮，真是一大天才。从此，人类“不胫而走”，实在是空间的一大突破。不过这重大的发明也不是一突就破的。据说最早的轮子是实心眼儿的，像只木盘，直到将近四千年前才空了心，成了老子所说的“三十辐，共一毂”。

　　最早的车是否独轮车，要问考古学家，但这种元老级的交通工具，我小时却也坐过。这种车北人叫手推车，川人叫鸡公交车。抗战初年，我曾和另一个小难民分坐两侧，由一个庄稼汉佝了身子推着，在机械化的日本部队之前，颠摆而逃。后来到了四川又坐过一次，当然不再是为了逃难，但在蜀道难的崎岖路上，那一步三挤轧的独轮，踉跄而行，真使千山为之痉挛。当时我这小小乘客满脑子都是三国演义，不禁想入非非，幻觉是在乘木牛流马，又想“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样坐车，也难怪要通不了。想着想着，忽然那车夫大喝一声，“小娃儿坐好！”

　　抗战八年，我在四川度过七年半，正是我的中学时代。那家中学在重庆北郊六十里一座小河镇的附近，并不临河，与镇上只通青石板路，无论去什么地方全靠步行，否则就得花钱坐滑竿或骑瘦小的川马。那几年的蜀山蜀水，全在石板路或土径上从容领略，算是我的“无轮时代”，现在回想起来，此生所见的一切青山碧水，无论在海内或海外，总以一步步走过的最感亲切。偶然，父亲从城里带回来一本洋月历，有一个月的插图是一列火车在落矶山下迤迤驶过，令乡下孩子常对着那千轮车悠然出神。那时四川之大，所谓天府之国并无铁路，其实有牧神做邻居，没有轮子又有何妨？

　　抗战结束，三峡之水从唐诗里流泻出来，送我的归舟一路到南京。我进了大学，也进了“二轮时代”。十九岁才跨上自行车，比起许多少年来，这新的自由来得太晚，却也令我意气风发，对空间起了新的观念。两臂微张而前探，上身微弯而前倾，两腿周而复始地上下踹踏，双轮一动，风景立刻就为我奔驰，风，就起自两颊，于是飘飘然有了半飞的幻觉。那一代的金陵少年，谁不是风随轮转发随风飘的单车骑士呢？从此玄武湖一带便入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只要有一堂空课，便去湖光柳影里驰骋一番，带回来一身荷香，或是一包香喷喷的菱角。

　　当然，不是所有的二轮都叫自行车。那时南京的大街，在汽车正道的两侧，还有卵石砌成的边道可行马车。那马车夫头戴毡帽，身披褐衣，高据御座，一手控辔，一手挥鞭，一面打着唿哨赶马。我觉得那情调古老而浪漫，每次从鼓楼去新街口，总爱并肩坐在马车夫的身边，一路左倾右侧，听卵石道上马蹄各各的节奏。

　　另一种二轮车，在当时也很流行的，是黄包车，又叫东洋车，正式的名称应叫人力车。英文译为rickshaw，乃是“力车”的近音，也是日文jinrikisha（人力车）的缩写。年轻的读者，即使没有坐过，大概也听说过或者读过那本哀沉的小说“骆驼祥子”，知道这种二轮车坐起来未必舒服，拉起来呢，却非常辛苦。拉这种车，重心高而不稳，阴天则冒雨顶风，晴天则烈日炙烤，吃尽车尘；上坡，是跟土地公拔河角力，下坡呢，却不承土地公之情，脚上要自备煞车。有时候车上还一大一小，挤坐着两个人，微薄的车资，竟要车夫做超人。若是车新铃响，车夫又年轻健硕，阔步赳赳，倒也罢了。最怕上面高坐的是大肚脯的胖客，前面拖的却是半衰的瘦子，这景象，最易激起悲天悯人之情。要是上面那重磅乘客是一个“西人”，那就更损龙种的自尊，也就难怪一九二五年，长沙街头，排外的学生们要喝令黄包车上的花旗客下车步行。

　　今日香港的码头上，仍然供着一排油漆鲜明的黄包车，充当观光的道具，要说这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遗迹，岂不气煞了五霸七雄驰驱的战车？当年黄包车的乘客虽然多为中国同胞，这种“苦力车”却总是给我殖民地的不快联想。前几天在码头附近，汽车的长龙之间，忽然闪出二辆黄包车，上面坐着西人，在车队的夹缝里穿来插去。乘客东张西望，兴高采烈，也许是吉普林和毛姆的旧小说看多了，也许看的只是韩素英的廉价杂碎吧，但两个车夫拉的是短程，倒也轻松自在。当时我心理毫无准备，这唐突的一幕仍然勾起人时光的错觉，剎那之间，惊愕、滑稽、不快之情，再也理不清。

　　马车是二轮加四蹄，黄包车是二轮加双足，到底比不上自行车只用二轮滚地，自力更生。我的自行车在六朝的尘香里飞滚了不久，战云转恶，红旗渡江，我也就转去了厦门大学。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几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的是泠然善也。那辆车，该直的地方修长英挺，该弯的地方流线如波，该圆的地方圆满无憾；车架的珐琅蓝上绘着亮金的细线，特别富丽动人。跨上去时，窄而饱满的轮胎着地而不黏地，圆滚无阻，真个是虫蚁不觉，沙尘不惊，够潇洒的。二十岁的少年得此坐骑，真可踌躇满志，所以不是在骑，便是在擦，在欣然端详。

　　厦大才读一学期，战火南蔓，又迁来香港，失学了一年。那一年我住在铜锣湾道，屋小人多，行则摩肩，坐则促膝，十分苦闷，遁世的良方，是埋头耽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头小说。未能忘情于二轮生风的日子，曾有两次还跟厦大的同学租了自行车，在夜静车稀的海边大道闲驶，重温南普陀逐鸥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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