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者的悲观|恽代英

对于革命者的悲观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代英：中国的青年，须致力于革命，奋起而打破一切压迫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操纵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全社会的生产机关和分配，扰乱人类真正和平的怪物，达到我们一切痛苦问题之总解决，而平等自由独立于世界，这本来是中国客观的情形，及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事实决定的，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但是已被决定而从事于革命的青年，很可以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唾骂，因为青年在求学时代，藉着“革命”的虚名，做骗父母欺自己的实际，荒废宝贵的光阴，耗散若干的金钱，对于作革命所须要的“社会科学”完全未苦心钻研，一声不读，一目不窥。甚至连革命的常识，也不知道，美其名曰信仰三民主义，研究列宁主义，但是问他三民主义的目的及列宁主义的宗旨是什么？完全不能答覆；至于学校所注重的“自然科学”他们当然也是弄得莫名其妙了；从藉学校的招牌沉沦于吃喝嫖赌的污泥中与好时髦服装贪取丰富口味的勾当，希图升官发财的谬想，把他们来谈革命，有什么结果可言！？帝国主义仍然有国际联合一致向我们进攻，军阀们还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伸张其压迫的势力，所以他们把革命一天一天的宣传，而国耻同时也一天一天的加多，人民总是在水深火热中过着痛苦的生活，并且等他们得到了政治舞台上的权柄，就施行屠杀的政策，压迫真正能爱国者的优秀青年，与社会上一切的恶势力勾结起来，成为其压迫的工具，和侵略的爪牙，结果，既非革命者，也非爱国者，仍然是一个被革命者。比方前在湖南“整顿学风，查禁共产”的小军阀——赵恒惕，当他在日本陆军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笔所写的都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说的，也是革命的言论，一举一动，都是要革命，要救国；但是自他得到湖南政权而后，摧残爱国志士，封闭爱国团体，大举着反共产的旗帜，扑灭在湘的革命运动，甘心做直吴的雇佣，人民的公敌，抛弃了他从前所主张的“革命”与“救国”这两个名词，而堕落成为压迫者、被革命者。又如鼎鼎有名的章士钊，何尝不是一个留洋学生，何尝不谈革命，不谈救国呢？但是自他被段政府的利用，掌理全国教育总长的职权以来，遂张其野心，压迫学校，解散女师，复试中等学校的毕业学生，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种种压迫的政策，不遗余力，只是束缚学生的心灵，关锁学生的老脑，不能溶化近代的新思想，专讲“埋头伏案”，“闭户读书”，只要热心爱护中国古代的文明、帝王文化，努力阐扬国魂，闭着门演复古把戏，和反革命运动，所以他所主张的“革命”与“救国”，完全是虚名，是为将来图谋自己饭碗的目的；我想他从海外回来，在太平洋的轮船上，就连革命与救国的口头禅，都把他一齐抛弃，沉没于渺渺无边的太平洋的水底下了；结果：他仍然还是人民的公敌，教育界的一大臭虫，这真令人痛恨极了。

　　我们睁铲[开]眼睛向四围一看：一切反革命者——军阀，官僚，政客，绅士，以及许多作奸犯科的人，有几个不是从前谈救国，传革命，由学生出身的呢？我们看从前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现在竟有许多做了反动派的教职员，升了官，发了财，试问这种人来谈革命对于国民，国家，与社会有什么益处？

　　但是我们承认今日弱小的中国，应当须要革命，然而既非一般赤手空拳的学生呐喊所能奏效，并且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开“除军阀”，所以被打倒者的利害冲突相同，遂有联合一致的对我们下总攻击，我们应当也要与全国一切革命的势力联合起来反抗，共同站在一条战线上，拼命铲除人类的敌者，勇敢奋斗的与帝国主义与军阀决一死战，以完成中国眼前极须要的国民革命运动，安可内部自行分裂（国民党就有左右两派之争，国家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也成为对敌者），所以他们革命的人反对革命的人，互相争斗、互相攻击，完全无合作的可能，毫无调和的余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他们内部还不能联合，一致的进行革命，又何能与压迫者对敌，求全人类一切痛苦问题解放之成功呢？

　　我想以上所说的话，都是根据于社会上普通一般人的心目中所未了解而得来的，他们虽然是不完全明白革命的意义，但是这些话很可以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有许多青年，徒藉革命的虚名，以将来图谋自己的饭碗为目的，与反动派互相勾结从中捣乱，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战线，以致他们心目中认为最有希望的革命的青年，完全靠不住，他们就甘心堕落，大家都不分青红皀白的唾骂与攻击革命青年。所以我不禁把近来萦系在脑海中的一切事情，光明正大的写出来，望你在《中国青年》通信栏内发表，辟开他们的谣言，解释他们的误会，使他们拼命勇敢的杀贼，使他们乐意情愿的赴前敌第一道火线，集中势力于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旗帜之下，努力促成他的北伐使命，找寻全国民众□□的出路，何怕帝国主义不能打倒，军阀不能铲除，而国民革命不得成功呢？

　　十五、七、十八、永年寄自湘西

　　永年：

　　来信可以反映一般无党群众和普通社会对革命党员的心理，因几个革命党员的不好，而怀疑，不信赖革命党，甚至不信赖革命。所云一般谈革命者之不可靠，的确是社会间的一个事实。在辛亥革命中，在五四运动中，都有此种现象。当革命潮流高涨之时，有许多投机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起来假藉革命的名义，做他个人的活动，寻求他个人的利益，因此减低了一般群众对革命党的信仰，怀疑革新运动，不能积极参加革命，这是我们所最痛心的。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内即有章炳麟、刘揆一之叛党，以及赵恒惕、陈炯明，从前均为国民党党员，以后脱党，变为反动派。这些事实都是说国民党内部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能事先禁止这些投机分子入党，事后又不能即刻开除他们，以释社会之疑虑，所以国民党在民众间丧失信仰数年，直到最近才逐渐恢复。然而一般群众切不可误认社会上谈革命的都是假的、没有真正肯为民众牺牲的革命战斗员，这种误解，即是不观察事实的笼统的武断，这种武断徒然使革命分子与民众分离，妨害革命运动的进行。

　　一部分革命党员的堕落，固然是他们投机之过，同时也是缺乏民众的监督，假定民众对于革命领袖只有依赖与希望，没有自动的积极的努力去督促他前进，作他的后盾，则革命党员是极容易为恶社会所引诱，所腐化的。人类的天性，终不免于有些适应环境，在地位高权重时，若在他周围只是黑暗势力包围他，没有积极的革命的势力的引诱，则他终不免于屈服。我们的问题不在某个革命党员的堕落，这是他个人的事，虽然有时我们也很可惜，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有一强固的民众运动、有一强固的革命党，能监督和选择我们的领袖，每个革命党员堕落了，就有一个候补的代替他的职务，对于任何一个革命的领袖，我们不要有英雄或偶像的崇拜，认为他是我们的摩西，他是我们的救主。从前民众那样盲目信仰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固然错误，他们的失望固然是应当的，但是对于一个革命党员，我们就要宽大些，给他以无限制的信托，也没有这样一个天经地义。我们只能说，他革命时，拥护民众利益时，我们就信他，但当我们一发现他有违反民众利益的行动时，我们不论他表示得如何刮刮叫的漂亮和革命，我们就要提防他和批评他。就是对于孙中山先生这位伟大的、革命的创造的天才，我们也应取这种批评的态度，何况别的革命党员！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是民众不负责任的病态心理，不是健全的心理。

　　对于革命党员的选择与承认，不应当凭他笔所写的，却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说的也是革命的言论，一举一动，都是要革命，要“救国”等浮泛的表现，而是要看他是否日常的不断的为平民服务，是否愿意绝对遵守革命党的纪律和革命党的指挥。在今日的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因为他有铁的纪律与统一的革命意志。共产党与国家主义者，国民党左右派的争斗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必须把这些反革命的思想征服下来，民众才可统一的集合革命旗帜之下。这些革命营垒中的败类不除，革命营垒的后方时时有被扰乱的危险。革命党内部的败类不除，则革命小有成功，即有无数赵恒惕、陈炯明出世，这种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应当引为殷鉴的，我们只应问谁是谁非，不应笼统的怪相互斗争之不应该。

　　记者

　　载《中国青年》第一三四期

　　(1)本文是恽代英与读者永宁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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