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恽代英

五卅运动

　　（一九二六年六月）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海，所经过的情形，也知道的很详细。现在五月三十快到了，我们必定有一回很盛大的纪念。所以特别和各位同志来谈谈。我所欲谈的，可分四部分：一，五卅运动发生之原因；二，五卅运动之经过情形；三，五卅运动以后的结果；四，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

　　一、五卅运动发生之原因

　　五卅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实在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我们可分做表面的和根本的两方面来说。

　　（一）表面的。关于表面的方面，有两件事实：

　　第一件，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一月时，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资本家开的，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等处，都有他的工厂，共计十一个工厂，只属于一个公司。日本在中国，原来只开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由一个工厂发达到十一个工厂，在上海一隅，至今有八个之多。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常痛打辱骂，使一般工人感觉得压迫太厉害，自然有许多不满意。前年九月，我们的同志，又在内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于是使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般情形，就另外养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要想开除工人，可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自然要反对，所以去年一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极不合算，就想方让步，相当的答复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才解决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日本资本家，觉得这种情形，甚为不利，便用起手段来了。到去年四月时，日本资本家极力想法的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同志的主张，尽可以不罢工，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是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棉纱价值高涨的原因，决非资本家所肯甘心愿意，现在的棉纱既未涨价，于时期上当然不利。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厉害之不安，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可望同样结果，都要罢工。日本资本家，指使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而且我们的同志，努力帮助，社会上的声援，亦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表示坚决，延至一个月的时候，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便想法让步，找人调停，谁知日本资本家，更加凶横，不但不允赔偿罢工期内的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以压迫手段，要工人屈服，所以顾正红的柩，停在美领事的处所，美领事便不承认。许多工人领袖的同志，看见这种紧张情形，才决定开一个追悼顾正红大会；这个大会，日本工厂的工人，全体参加，惟中国工厂的工人未到，合学生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虽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来压迫，但至时会已开成；再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高呼大喊，总理北上至上海时，无数的群众在法界集会欢迎，曾引起帝国主义的反抗，现在许多学生，要在租界上吵闹，帝国主义，自然要求干涉，所以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捕去了。这时，已是五月廿日前后，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又不能暴动，虽希望得胜而不可能；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教职员虽知帝国主义之压迫，而以学生常常闹事，捕去也好，于是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惟有中国纱厂，很愿意帮助工人，这事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能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而已，到了五月尽间，表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既无法营救，万难维持生活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工部局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所有权利，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的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前工部局有三个提案，想要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1）印刷附律。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压制各种宣传，惟有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并发行。所谓印刷品，就是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的都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的审定，便要罚款。这样一来，钳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非常厉害，而且格外的麻烦了！

　　（2）增加码头捐。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以重商人负担。

　　（3）交易所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反要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不独我们的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部书籍，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可恶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来的时候，我党固然反对，尤以上海商人反对得激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就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又经提出，商人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亦未成立。这次罢工风潮发生，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这三案，因此又引起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这次大运动的动机，在五月二十以后，有许多人想欲暴动，恰好那时全国的民气，已经高涨，像山西一省，就有一万多人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同时各地农民蜂起，将成全国一致的样子；上海虽有一部分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均甚激烈，如工人罢工，学生被捕，商人受压，都是处于穷途。我们就看到五月底、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的时候，在二十六七日，我党才决定要学生在六月二日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这特[时]候，我对于这样一个策略，还有怀疑的地方，因为要他们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可的，明明要他们去牺牲，我相信有三百人可以跟着我来，但有许多人，总觉得很不愿意，不是说你为什么不去，便要说他为什么不去。要做一个大的运动，不是很难吗？其实我的见解，是错误的。至廿八日，再细讨论，才决定先找我们的同志——学生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激动他们。但有许多学校不准进去，着实不容易宣传。幸而我们的党，真有作用，如果没有党，决没有五卅运动。因为各学校有我们党的区分部，所以决定这个策略以后，即召集许多宣传委员开一次会，一面以区分部的名义，一面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介绍宣传委员和工人同志到各校去演讲。二十九日，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出来的人有了三千多个，与我所揣测的，多了十倍，并且很受欢迎。因此，我说革命不要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有革命的成功。

　　（二）根本的。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1）帝国主义的压迫。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占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缚束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有日本纱厂。为什么日本能够在中国开纱厂呢？因为有马关条约。所以中国工人，一方受日本资本家的经济剥削，一方受中国官厅的政治压迫，非常的感觉不安，同时上海租界上的权利，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只有外国人敢说，一般学生和商人，也成了亡国奴的样子。因此，八十多年来之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来爆发。

　　（2）革命的宣传渐普及。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去年这个时候，各种宣传的出版物，渐渐加多，无论中学、师范，到处都有，这种出版物，虽然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使许多人的脑子里，都不会忘记。并且本党自改组后，进步很快，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后一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得许多学校欢迎讲演，也口口声声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自然而然的使学生感动，尤其是在群众大会中，遇一般反动的宣传，如黄炎培等的讲演，不值一驳，而我们的同志，在他们讲演后，能替他们详细地剖解出来，也自然迎合一般群众的心理，比方前年袁观澜讲演五四运动，说一些什么整顿学风的糊涂话，过后，汪先生随即登台讲演，驳得他的话是一钱不值，就得了许多学生的信仰。自此党的宣传，日渐扩大，而五卅的事，能够使各地乡村和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群起为伟大的运动，就在这一点。

　　（3）民众的组织渐发展。向来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团结性，在最近几年内，已经不是往昔的样子，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也非常重要。

　　（4）党的发展。五卅运动，最先的决定，是我们的党，向外活动的，是我们的同志，并且我们同志做工作，因为有了党，可以内应外合，这是党已入民众中——学生会、工会——去了！以前党的组织很散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听命令，而做党的行动，自改组后，虽然不算顶好，但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五卅运动，能够发生，可惜我们内部虽较好，然而程度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

　　二、五卅运动之经过情形

　　五卅未起以前的事，我已说过。到五月卅日这一天，原定计划，即要各校学生出来讲演，并且一定要到租界上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比一个城池还大，没有集中的地方，使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同时因先定午后一时出来，而同志传话，有点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是没有经验，弄出许多缺点，幸而事实上还算好，没有什么妨碍，先出来的人，也不过在茶馆里等一等罢了。此时，党的内部，有某同志，觉得非常害怕，某同志，是学法律的，就以为触犯法律。其实我们要革命，就要犯法，不过我们也觉得不以上海执行部为指挥机关，而以上海学生会为指挥机关较好。是日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处，起初外人也不大注意，后来闹的太很[狠]，外人也觉得八十多年来没有这么一回事，当时即巡捕去报信，学生还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想要集中致交涉署请愿。不久，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更闹得厉害，总是说要去大家去，跟着巡捕就走；一般商人见了，非常恶恨巡捕，也说要去大家去；于是捉了又放，放了又捉，一闹闹到大闸巡捕房。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中，就觉得不好，因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如果只是捉人，那末，学生是捉不了的，而且捉了又放出，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我们原先决定在风潮扩大时，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而未顾及何种危险，其实这是错误，本来应该预先告诉他们，在某一个被捉的时候，第二个又来讲演，再捉了，再来讲演，尽管他来捉人，总是继续讲演，不要跟他去包围巡捕房。果然，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伤了许多人，我们当时也调查不清楚，我们一想，一不干，二不休，只有明天再来，但学生是不是肯出来，还是一个问题。幸而许多学生，以为让外国人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的，于是决定计划，要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说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总不要散漫，而且只要讲演；同时把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卅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我们的同志去报告情形，我们的同志的报告，当然是非常的激烈，于是商人决定帮助我们。但怎样帮助，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较大商人的革命性要强，反帝国主义性要厚，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而却是很害怕的，并且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所以商人的意思，要工人先行罢工，才肯罢市。到了第二天，恰好又落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但有许多要面子的，觉得不来不好，来也不好，只有来了不做声。其中有些很激烈的，就讲了又讲，闹个不休。尤其是有一位女学生，先一天被巡捕捉了释放出来，在街上大喊大叫，如颠[癫]狂一样，很引起人家的感觉激动起来。这时的商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店员只想罢市，惟店主还是狐疑不定，也只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于是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不是说这里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又枪毙了人，这样一来，总商会才答复罢市，不过先罢市先罢工的界限未打破，商人总以工人先罢工为前提。我与叶楚伧同志商量，遂打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到卅一日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就毅然决然的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浓厚，我记得有一个警察对车夫说的话很可注意。他说：“你不要拖外国人哪，如果拖了，我就要打你”。还有一件很好的事，就是法学[租]界有一个外国人从黄色[包]车里跳下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被车夫揪住，踏上电车，又被巡捕推了下来，当时保卫队表示很热烈，中国巡捕也欲不干，兵士也晓得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一方派人到各地组织工会学生会，一方面印五六十万传单分别告农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蜂动起来，以图免除灭种亡国的危险，这完全是宣传的能力。但我们有许多同志，固然努力，也有许多同志，不立定意志，又怕危险，党既无很好的指挥，所以顾了这方，没有顾得那方。六月一日，上海民众，想起暴动，经学生劝止，可见学生会还算很好；但好也是学生会，坏也是学生会，拿复旦大学来打一个比方，我虽然不敢说复旦大学的学生，完全是反动的分子，可是因反革命领袖的宣传，就有许多学生不明瞭，并反对学生会。不过有五卅的事件发生，许多学生群众，领受压迫的厉害，要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就反对这些反革命领袖，他们也说必须一致对付敌人，切不要闹什么意气，这些反革命领袖，还在那里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这样说，群众还是不相信，反骂他们——反革命领袖——是捣乱。他们又向我党同志来说，想我们的同志，发生恐慌。他们这种宣传，到了我们同志的耳里，不但人家害怕，连我都很恐慌，以为这样宣传，久而久之，自然使人怀疑，岂不是不能团结吗？因此，六月一日以后，我们就不能不退让一步，只站在督促的地位来。但上海党部，在很[这]几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重大问题，纪律又不甚严密，于是退步以后，简直不能与同志接头，不能商量办法。这固然一半是党的错，而一半还是同志的错，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遇一件事故发生，以为可以不用党的指挥，自己很明白的知道怎样做法，有的还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如党中派他做别项工作，就不能出风头，所以不愿受党的指挥，并且有许多同志，在这时就主张改组学生会，给他们出风头机会，也有许多非同志很赞成改组，想藉此得个位置。但改组以后，还是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一方同志不完全守纪律，一方工作的人太少，派人到学校里去，学生会就没有人办事，派人到学生会去，工会又没有人办事。再一方的反动分子，非常捣乱，除了那些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的以外，另外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很多；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最好，经济绝交哪，不买外货哪，不坐外轮哪……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的这回事，与之交涉，才能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只有依法解决，向法庭起诉，就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但以前既遭反革命领袖宣传的影响，现在又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我们说的太大，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也有点可怕。因此，我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他们就以为专对英、日，不得罪美、法及引起各国的恶感为好。这个问题，我老早想到了，到那时我想出一种特刊，发表许多短篇的文章，但许多学生同志，不能宣传人家，反被人家宣传，我又没有一点时间，可以办到，因一班同志，既然无法常常接头，只能一个一个的去告诉他，所以一天到黑，没有出宣传品工夫。这样宣传力甚少，反动力很凶，党既不能有灵敏的指挥，同志又不能完全守纪律，彼此互相影响，我们没有法子可以补救，一方表现工作困难与缺点，一方使五卅运动，无很好的结果。不过呢，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同志，虽然起始本想要出一出风头，但因与反动分子联不起来，就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认为非组织党团不可。这事我真好笑，先时党要同志，同志不能来，现在同志要党了。因此，有党团的组织成立。当时，学生会中，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但有党团命令，可以领导许多学生，就想打消反动势力，拉拢中立分子。同时，发现了一种弊病；上面说过，许多学生同志，想出风头，因为与反动分子冲突，想组织这个党团，谁知党团组织后，这个要批评，那个要纠正，于是，不是说排挤他，就是说偏重别个，这般现象，自然引出许多纠葛来。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但一方缺少人，一方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也发生多少困难。总括起来，就是没有做政治宣传，因为我们要使一般同志明瞭政治状况应该常常做政治报告，这样，学生同志，才晓得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可是，事情太忙，没有这种报告，许多同志，就不明瞭各方情形，向群众讲演，不动人听闻，这是党团内部的缺点。在外面，我们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如收回会审公厅，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总商会不表赞成，要我们再提出条件，他们从中调停；但马路商界联合会，却赞成我们的十七条，所以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并组织工商学联合会，想向官厅去办交涉。加之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更非常愤激，孙传芳打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不许人去，张学良的兵能够去得，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要收回租界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当时，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你们真是爱国，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不过现在的地位不同，不能像你们一样了！”学生代表，是我们的同志，他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的了不得，回来向党团会议报告。我听了他的报告，就说张学良的话，是一点儿不错，以前本来如此，但以后地位不同，到底是什么地位呢？原来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国，而且要压迫学生爱国了！许多同志，觉得我这些话，说得太厉害。但是没有好久，就渐渐的成了事实，学生会再派代表去见小张，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的话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把这样的外交官请出来说话，他不但请不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恐至群众中，难于答复。同时总商会又不能打成一片，我们提出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伤了感情，对外人很不体面，所以不肯赞成，他们并将十七条，修改做十三条，好像减价的样子，其实我们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你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还有学生方面，也得了不好的消息，因为上海的报纸所载，不是这里杀害学生，就是那里枪毙学生，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就纷纷来信，是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所以在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四号以后，有的软化了，有的跑回去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两三个礼拜，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效果，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已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多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将一部分利润来援助，以前江亢虎就有缩小范围之说，现在这般言论，自然容易鼓动。那时罢市的，是公共租界上，同时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想罢市，但一些不明瞭的人，以为不要得罪法国，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与英国的交涉，以及中国官厅之觉悟，现在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还有一派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势力，解散队伍。但事实上既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又有反共分子说得好听，我们也只好让步，不过总想多延长几天，然而事实上总不可能，结果宣布开市。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他们登报表明，但结果不是这样。虽然学生查货甚严，商人不敢买卖英货，但未接济罢工工人。开市之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因为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要日本觉悟起来，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日本工厂复工，英国工厂的工人动摇，也慢慢地开了工。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学生会的代表，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种运动，没有学生参加，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了！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这时是很难应付的。幸而还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本来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任其腐败，有些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使商人不是不能接头，便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而且怀恨。就是我们也有点不满意于学生的，他们当学生会会长哪，主任哪，科长哪，总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上海本来是社交公开，但有的很是无聊，引起一般脑筋腐败的教职员注意，加之学生内部，常常发生问题，查账呵，争位置呵，闹得不亦乐乎，幸而每事发生，在党团会议中必然设法解决，反动派始无法捣乱。这时，张学良既与英国交涉妥当，便解散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同时，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事为我们发觉，沈雁冰诸同志均参加，结果该报归在我们手中，曾琦等知已失败，即行退出，我们并组织了《热血日报》，与《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日甚，也不能常出版。在全国说，也是一样的，开始做救国运动时，很是热烈，到后来，却渐渐的沉寂无闻了！

　　三、五卅运动以后的结果

　　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

　　（一）好的方面

　　（1）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会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已有八十多年，经过庚子之役，中国已完全在其统治之下，不独不敢反抗，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就是革命党，也同一样，所以同盟会党纲第六条，有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的一句话，另一方还说要保护外国人，遵[尊]重外国条约，这简直是笑话。自改组以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最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至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了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还有不了解的地方，许多人不问帝国主义为何，只见外国人就要反对，比方国家主义派不说反帝国主义，而说外抗强权，完全是一种反对外国人压迫的观念，其实这是不对的。但既有这种观念，如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外国条约，也就是大逆不道了。

　　（2）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更加组织起来，商人亦知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商学之联合组织，明明看见民众的力量。这种力量，影响到政治方面，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是站在民众的方面，同时引起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爱国运动，就是表面的接近民众，或者说利用民众，其实总是民众力量的影响。最后国民军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都是民众力量的暗示，郭松龄想利用全国民众的反奉空气而倒戈，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精神渐渐衰弱，现在国民革命也失败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使然，而国民军内部之不一致，实其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表明态度，无从领导民众，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难得胜利。总之，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保存一部分力量了。

　　（二）坏的方面

　　（1）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因为学生回家商人软化，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同时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缩小范围，丁文江批评过激，戴季陶谓不应以国内问题，牵动国外问题，种种学说，影响颇大，一般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容来参加，又多不受指挥，爱出风头，至失信仰，偶或以工作方面的更换，就疑人排挤，而怀恨起来，并且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也有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民众更分化得厉害，这是一个坏的方面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做很好的工作，当然不会有的。

　　四、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的要求，也就是工商学联合起来的运动，所以革命不是一件顶难的事，只要有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相当的机会，就可以号召起来。五卅以前，我们党的宣传和组织，都不见得很好，而能够唤起一个这样的大运动，并做到了这一步田地，已经算是了不得；如果将来能够进（一）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更大了！但是，革命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前年的党，虽在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个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的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至于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太少，并只散布一二十万份，在四万万人中，仅有一千万分之一受了宣传，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所以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使我们今后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应加上一番特别的注意。

　　（二）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五卅运动的影响甚大，也是宣传工作的弱点，不能不使我们注意：

　　（1）右派的空想。右派的主张很多，强半是空想的，例如：

　　A．和平解决。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是好，但上海杀了人，接着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怎样可以和平解决呢？更有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法律解决。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迫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讲演，五卅在租界上游行讲演，简直犯了法律，怎样在法律上可以解决呢？

　　C．外交手段解决。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法国派人来调查，结果不敢在上海公布，转身回去，才公布出来，说英国人不对，英国就马上不承认，好像一定要说是我们不对才好，还有什么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联络几个帝国主义打倒一个帝国主义。这个主张，就是要联合日、美、法、意等国，专对英国，但是美国占据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杀中国人，事实上已证明其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其他帝国主义，一定要想站开，五卅时的法国，就是如此；如专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则美、日等国一想，要帮助中国反抗英国，不如帮助英国压迫中国倒好些了。

　　E．经济绝交。这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的意思。这事并非全无作用，但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未解决工业不能发达，工人不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

　　（2）左派的空想。左派的空想，也有很几点，如：

　　A．枪击外国人。这个意思，非常简单，以为外国人杀我们，我们也杀外国人就是了。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我们今天开会游行讲演，都没有办法，不如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人。其实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交战时一种手段，而不能在平时常用的。如果没有交战，仅仅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没有作用，反发生更大的事故，因为大小商人，最怕杀外国人，伤了感情，学生有许不多赞成，则五卅更失败得快了。总之，朝鲜有一个安重根，朝鲜还是亡了国，可想见没有民众，专靠暗杀，是不能成功的。

　　B．练学生军。练的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兵很多，并且很可以打仗，为什么还要练学生军呢？并且练学生军的影响，可以使许多能够做宣传工作的人，专于关在学校里去操练，那么，外面的人，一点也不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对英宣战。这种主张，以为宁可玉碎，不可瓦解[全]，只有与英国背城借一，如果为空气的作用，是可以的，但天天梦想真要与英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我想，纵然可要冯玉祥去战，但张作霖又要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其实真正的工作，在宣传和组织上，五卅时，多数人不是跑到右倾空想的路上去，就是跑到左倾空想的路上来，绝对没有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这是我们今后应注意的。

　　（三）各阶级的革命性。五卅运动中，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交涉妥当，即施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对我们提出的条件，要居在调停的地位，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也曾打电报并汇捐款，总商会也还提出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反革命，只要有革命的民众监督，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运动”的。小商人是比较能革命的，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果革命的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鼓起来，也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共产党阴谋（？），还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相信的。但是，学生喜出风头，也不能维持长久，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不过呢，如有严密的组织，尤其是有党的范围，还是很好。所以学生不是顶好，也不是顶坏的。工人是比较的靠得住，并不是说工人的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使其自然要革命；虽有最少数工人，也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而大多数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有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城所看见的只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是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是对的，但是，现在一般知识分子为什么有了工人，他们还坐在屋里不来领导呢？还有一般人说，要靠学者来革命，真是笑话，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都是大大的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怎样胡闹，中国要亡国灭种了！外国人看了，非常高兴，说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仅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但如果人人都像他们，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不过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虽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要使大商人、大学者，也站在一条的联合战线上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也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为革命势力的联合。

　　总之，革命不是难事，也不是易事，我们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我们不要空想；我们要认清革命的力量，拉拢可以革命的人，这是五卅运动所得来的经验。以这种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去工作，就可称一个老将。至于五卅直至今日，尚未解决，我们晓得不能解决，帝国主义者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决，我们是不承认的，现在惟有今年纪念五卅，明年纪念五卅，使全国民众一致觉悟起来，才能争到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收回，中国人可以自由平等，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大家一致努力吧！

　　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印行

　　署名：恽代英讲　邓峨嵩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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