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恽代英

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书包含序论一篇，旧著篇，通信三篇，皆王君个人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意见。王君为我前五年所结识，兹读所著，愿略贡所见。（引文附数字系原书面数）

　　王君“是一个反对国家主义的人”（二二三）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是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三二）他“以为若欲改造全世界，则每一个民族皆须努力先自振拔，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负有创造少年中国之责任。因此之故‘少年中国’的意义，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一五七）他说，“近世流行的国家主义——侵略的或和平的，在我这篇文里头，当然无立足之地。”

　　王君是知道“世界革命之不可不速起”的，（二五）他说，“无论物质或精神束缚，皆须无条件之解放，无论国内或国际强权，皆须无条件之抵抗，在国内则速促农民阶级之崛起，在国外则速谋弱小民族之联络。“中国社会不大破裂，个人人生不能得幸福；世界局面不大破裂，中华民族不能得自由；少年中国学会者，即思想的，社会的，国际的革命团体也。”（一一六）他认定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主张不同，“各人信仰起码亦系社会主义”（一一五）；他不反对人家主张共产，但以为“要实现共产主义，便不可不先在我们农民身上用一番大工夫。”（一五四）他亦主张“现在青年应当加入劳动阶级运动，——或是工厂或是农村。”（七四）“加入劳动阶级，并不是利用劳动者作我们的傀儡。”（七二）他说要扶助我们邻居俄罗斯。（一五八）“坐吃懒做小地主的产业，是应该收归村有的。”（一六九）这些零碎的引语，可以看见他是有一个怎样进步的思想的人。

　　他虽说是反对政治活动，（一〇二）其实他所反对的只指的加入旧政界。（九四）他并不反对革命的政治活动。他主张“社会力促进政治”，（一二四）要“认定政治活动，为国民普通义务，而不以为政客专业。”他反对只知有政治，不知有社会。指斥国民党大部分建筑于流氓之上，进步党大部分建筑于滥绅之上，所以“历史上虽较有根据而终无实力。”（一二四）他屡次申说“我们非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三三）要“去做第一步预备工夫。”（五六）他说要“使一般人养成习惯，自己感觉生活上有求某种主义的必要，然后自动的起来要求。”（六〇）像这一类的见解，大致都很值得表同情的。

　　不过全书有几个很大的缺点。他虽赞成革命，似乎亦说要以社会活动为革命作预备工夫，然他说的社会活动，究竟与革命并不有如何的关系。他“所谓社会活动，不过从事教育与实业两者而已。”（二三）他推重福泽谕吉、嘉纳治五郎的教育事业，以为日本人才所自出。（一四七）他不知道日本这些人才所以有用，是先有了比较好的政治的原故。像中国郭秉文、胡敦复之流，何曾不是一意从事于教育；结果只养成几个为军阀粉饰太平的教育家，与洋行效奔走的人才而已。他说，要“创办平民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一种不要学费而且能顾全他的生活的学校。”这是五六年前试验而已经失败了的，在我们看来，除了经济制度变更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教育要“注重青年感情的发展与兴趣的培养，以引导他们走入一个丰富愉快的人生。”这若只像东南大学样，用享乐的空气迷惑一般青年，使不知学校以外还有什么悲惨的世界，亦未尝不可博得无识者的赞赏；若真要引导青年好善恶恶，不“只图自己快活”还要“审查社会的需要，从事某种劳动，”（四〇）那便恐怕齐燮元嗔怒，累得学校关门罢！他可惜办学校、陈列所、图书馆等事的人，没有一点高远理想；（一七九）哪里知道在革命以前要顾全事业——其实只是要顾全饭碗地位，——纵有高远理想，怎敢施逞出来，惹军阀乃至他的走狗发气呢？

　　他反对做官吏议员，然他不反对加入官办学校及实业；不知在今天这种情形之下，加入铁路电报局，与在别的官署为恶政府作胥吏机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以为为了生活所逼迫无路可走时，便是做任何种胥吏机械，亦犹如为了生活当兵当匪一样，是无可反对的。为了革命的工作利用任何地位，以为吾人宣传或行动的便利，亦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若并不是为了革命，定说以路局电局为啖饭之所，为与“视官厅议员为其啖饭之所，”（一二七）有优劣之别，怕是笑话罢！（我这所说，自非为借口自便以去做官的人解辩，犹他说有条件的接近政党，（一〇九）不能为暗中被人收买者作文饰之说词一样。）

　　他知道注重民族生活的改善，（二〇）他主张要一种理想愉快的生活。（四七）他说“欧洲人之物质生活，（衣食住三事）较之中国人实在百倍以上。”“欧洲人之精神生活，（恋爱音乐美术等事）较之中国人实在千倍以上。”（一三一）然而怎样求民族生活的改善呢？他决不曾提到要收回关税主权，取消赔款，审查外债，改良租税，实施各种民生政策。他虽说应使“每人皆具有生活从速改善之决心”，（二六）勉励青年要征服困苦的环境；（三九）然他因为有了专营社会事业，反对政治活动（一〇八）的成见，却说“今日中国人与其鼓吹从事政治活动，毋庸指导其如何改善日常生活。”（一三二）在政治革命以前，怎样能改善大家的日常生活呢？他的办法，是提倡半工半读，（六三）提倡新农村运动，提倡小组织新生活。（六四）半工半读的主张，是一般有钱人子弟所不要听的。穷学生梦想有这种便宜事，然而又没有地方容纳他们。这能改善什么人的生活呢？至于“组织”理想经济的模范村，使全国受其影响，（一五八）这种乌托邦的想法，不知他何以至今不肯舍弃。他说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进行程序须分三种，第一步改造农民生产，第二步改造农民生活，第三步改造农民生计，”（一六六）我大致是表同意的。但改造农民生计，有许多是革命以后的事。我以为用这几步去进行宣传革命是可以的，若竟想不革命，那便非有了很大的名望地位，或是有了非常的机会，做不出一个究竟来，那些没有名望地位或机会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小组织新生活，亦只是很少幸运的人所能求得到的，想推行到一般救死不赡的国民中间去，如何是可能的事？

　　他说，“不但革命后要建设，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设。”（二一四）我以为革命前须要一个很普遍的农工阶级的宣传，使他们为要求自己生活的改善而革命，这是很不错的。若照他所说的要建设新村，甚至于说“此种模范村之集合，即是我们的少年中国”，（一五九）我却很不赞成。革命以前的压制与贫乏，哪里会产生几多模范村？然则少年中国亦便永托于梦想吗？他说一般社会主义家引起了民众之不安以后，直接继以反抗，结果“只是一种牺牲；‘不安’是痛苦，‘牺牲’又是痛苦，而理想的乐园此时又渺不可及，那么，一般民众的悲观失望更将与日俱增了。”（一八一）他这话批评有些幼稚的运动，固非无理，然而民众的乐园，仍在乎民众的团结越强大，他们对于自身利益与可能的办法越认识得明了，因而打倒一切压迫，从新整理财政经济，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至于他说：“譬如我们大呼你们的智识真正贫乏呀，同时我们必须立即创办种种学校，以安慰他们；又如我们大呼你们的精神生活真正无聊呀，同时我们便须设种种美术，以安慰他们；又如我们大呼你们的物质生活真正简陋呀，同时我们便须筹备种种实业，以安慰他们。”（一八二）此真过屠门而大嚼的快谈。倘若他竟然不须打倒压迫，不清理每年向外国贡献之款，与为军阀饱私囊及养私人军队之款，仅凭他个人；或者是少年中国学会，能为全中国做这些事，这真是出人意外的救苦天尊了！

　　他对于农村运动与弱小民族运动都能特别注意。但他虽知有外资挟其工商势力侵入，而见到中国不能专以农业立国；却又主张“农业则求其尽量发展，增加输出；工业则但求自给，藉塞漏卮”（一七〇）等很勉强的论调。而且说，“最后胜利，则仍属之于农业国家”，而提倡什么“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二二）农国本来是章行严君不能自圆其说的主张。今日只有问中国是愿意用小生产制或是愿意用大生产制。若是农业工业一样用大生产制，不知农业国何以会得最后胜利。他主张青年去接近农民，又不注意因引起农民改善生活的要求，而使之进行革命；却只说，“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传授一点，与我们未有机会得受教育的劳动同胞。”（七二）这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对于弱小民族运动，他说“若是亚洲的弱小民族撑得起腰杆来了，那些资本主义的国家失了殖民地势力的凭藉，亦自然会倒了。”（一五五）这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似乎还不承认中国亦只是弱小民族之一，所以不说弱小民族运动，是我们为求民族解放的互助方法，却俨然以老大哥自命，只愿讲扶助我们四围的小民族，说什么“凡该国有逃亡政治犯来华时，吾人应设法保护。”像今天在国际胁迫之下的中国，帮助日本杀朝鲜国事犯的事是常有的，哪里说得上保护人家？

　　我更不懂的，他既说信仰起码亦系社会主义，何以又说“日本军阀政治，果能行之有道，皆大可有造于中国？”（一一三）何以又说希望华侨拿他们的金钱“自己爱自己”的来发展实业，以“与英美日本势力对抗？”（七四）军阀政治除了压迫人民，以装饰一时的太平，果有造于谁呢？华侨资本家“自己爱自己”的代替英美日本资本家来剥削一般劳工平民；对于劳工平民有什么分别？他反对国家主义，然而这又陷于国家主义者的偏见当中了。

　　更奇怪的是他所谓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他亦同别的讴歌东方文化的人一样说了许多什么立族精神，什么根本思想，于是他指出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一八）我可惜不曾看过他在一九面所说他做的几篇文说些什么？然在我看来，古代的礼乐，不过古代小生产制度下所产生的一种文明而已。在小生产制度已被国外进来的产业势力所压倒的今日，却偏要迷恋那死者不可复生的古代文明，岂非怪事？若说便在近代产业之下，亦应如古人之立礼制乐，这亦非无道理，但这是物质生活已经解决以后的事，像今天的中国，还得先要近代的产业，使人民免于被国外势力压毙；像今天的世界劳动者，亦得先要能共同享有近代的产业，使他们免于被几个资本家压毙。这是他们最急需要的事。孔子还知道富而后教，孟子还知道制民之产为当务之急；现在于民族生活改造还一点无把握的时候，居然提出立礼制乐的太平事业来，可惜中国的颜回原宪，能安贫而乐道的人太少了；这却好像是“何不食肉糜”的见解呢！

　　我们的见解是很简单的！我们要到劳苦的农人工人里面去，指出他们的痛苦，剖示他们痛苦的根原，告诉他们可以有的救济方法；将一国与一地方的财政经济情形给他看，使他知道若能打倒帝国主义，不付赔款外债，打倒军阀，不出资养兵，且没收军阀的财产，打倒贪官劣绅，不许他们中饱浮费各种公款，那便一切救济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我们用此，引起他们为要求生活改善而革命，为革命而与我们一致的宣传，而且将民众联络组织起来。所以我们教育农工，与农工接近，丝毫不想组织新村，只是想使他们明了只有革命是救济他们自己的惟一法子。靠这得政权。靠这拥护政权。靠这监制着，使没有革命领袖敢于不厉行其改革的政策。因为不然便只有被他们所推倒。这样的革命，是与从前的革命不相同的。这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党，引导着民众像这样做。党的根基，必须建筑在被压迫的农人工人的上面，他一定是代表着农人工人的利益，而且一定要简直是农人工人的团体。我们靠这救中国，这不比那些空想靠得住些么？

　　他说：中国虽有五四六三之运动，“而从事运动之青年，亦复官气十足矣”。（一九五）又说：“没有中国青年的思潮，便没有少年中国学会。”（七七）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们努力罢！青年精神是容易老的啊！我们的思想，究竟还能把中国青年的精神表现出来么？

　　载《中国青年》第五十三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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