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段祺瑞入京与召集和平会议|恽代英

请段祺瑞入京与召集和平会议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此次北京政变后最流行的议论，是请段祺瑞入京，与召集和平会议。

　　在冯玉祥初倒戈的时候，还有希望他逮捕曹锟，根本铲除直系诸督；然而因为冯玉祥与直系同是英美帝国主义所卵翼，他不能因为扫除同类，反使日本帝国主义所卵翼的段、张占取优势。他虽为军事关系，不能不与吴佩孚交战，然他已把他的目标，简单的指定在吴佩孚身上，别的直系军阀或已与彼携手，或已观望形势谋所以保存实力。从这里可以知道，直系军阀是不会消灭的，他们也会如段祺瑞倒后之卢永祥等一样，潜伏着他们的势力，以预备下一次卷土重来的战争。

　　怯弱的舆论界，知道劝冯玉祥根本铲除直系势力，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只检冯玉祥脑中或者曾经想过的事情，蛙呜[鸣]一般的鼓噪起来。

　　他们因为冯玉祥既反对吴佩孚，则推尊与吴佩孚相反对之段祺瑞。段祺瑞不是前数年举国痛心疾首的亲日派么？他以前的崇拜武力，与吴佩孚有什么两样？若说他还不愧为清白廉节，异日亦必有追念吴佩孚的清白廉节[洁]的。中国政局的紊乱腐败，根本由于有帝国主义财政上的剥削（赔款、外债）与经济上的压迫（外货充斥、物价腾贵），故朝野均陷于“穷斯滥矣”之境。中国不能打倒帝国主义，把自己从“穷斯滥矣”之境拔救出来，即令有十百倍于段祺瑞、吴佩孚等清白廉节之人，亦不能有丝毫禆益于国家。且此等清白廉节之人，既无收拾时局之方法，又易于因自恃其清白廉节，而嫉恶一切与己立异者。这既使段祺瑞因任性使气而倒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怀里，亦使吴佩孚因好大喜功而墮[堕]于英美帝国主义之阱中。已往的情形已是如此了，今天的段祺瑞，果有以异于已往的段祺瑞，或眼前的吴佩孚么？

　　他们因为冯玉祥倡议召集和平会议，亦便跟着主张召集和平会议。和平会议亦是我们屡次试验而屡次失败的老套头了。中国的战事，并不只是由于几个军阀好兵喜乱的结果，他是因为内有许多可以指挥用为私人战斗的军队，外有怂恿这些军阀，利用私人军队以从事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外人与战争之密切关系，但观江浙战争以来，路透社与东方社的消息，《字林西报》、《大陆报》与日本报纸的言论，而辨识之力者，必能一目了然其各有所偏袒。在这样情形之下，苟非根本打倒帝国主义，我国军阀纵开一百次和平会议有何益处？中国之事，最坏于所谓“和平会议”。一般军阀政客，初无政治主张，有各欲妄窃国柄，于是则每以召集一国贤豪共决国家大计为说辞，既藉口不许一党一派之把持，以打破旧有在政治上占优势之各种党派，又谋使自己一派执会议之牛耳务欲会议如彼之所期望而决定；一旦会议之决定，不能如彼之所期愿，则又归罪于异己者之捣乱，而仍从事于武力的竞争。吾人奈何不鉴于前车，而又附和此无聊之建议呢？抑此次所谓和平会议，由九月间英美密商解决中国时局之电报，与近来外报，盛倡干涉中国时局的论调观之，亦许列强已不复坚持扶助一系军阀以谋独吞中国之旧策，在英美日本之间将有相互之谅解，以协力引诱或强制各实力派，于和平会议中，接受于彼等有利之条件。如此办法固可使和平会议成功然而中国将永沦于共管之域；凡尚不至于甘心为亡国奴者，亦欢迎此等和平会议吗？

　　然则我们随着冯玉祥等鼓噪些什么？我们只有更加努力的仍进行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除了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没有什么便宜路径可以得着解救的。

　　载《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论评》第三十四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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