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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


  ——答华少峰、若兰两君[1](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

  华少峰君一函,可就其重要七点答复之:

  (一)学生既有一致的主张,何必入党?何况中国是否有与我们同一的主张的党还是问题。我要问华君,你的主张是什么呢?据我猜想,大概就是“打倒军阀”一句话罢!若只是说要“打倒军阀”,无论什么党什么系都有这样的主张。你怕除了学生便没有同志,我以为是你的狭隘之见呢。自然你说,他们是空谈,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以军阀打倒军阀。然而你何曾不是空谈,不是没有办法?倘若你不是想了些决无功效,而且或自己亦不肯去做的办法,料亦还是不出以军阀打倒军阀之一道。我想你若肯真诚坦白的反省一下子,你怕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自高身份的罢。我说学生可以入党,正是希望学生要加入不空谈,有办法,而且所说办法不仅只是以军阀打倒军阀的党。自然一个简单的打倒军阀的主张,是很容易彼此一致的。然而要受着合当的指导,以求完成打倒军阀的目的,却非加入有积极的具体的主张的党不可。

  (二)教育要发展个性,不应使学生居于被动;而且必要有自动精神,才能组织有纪律的作战团体。华君不愿居于被动,具见他的自由精神。即我以为加入政党。在比较重大的地方,亦还应当请求党中有个明白的解释,到自己有些明了才可服从去做。不过在紧急时候,或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决不能处处都要求与自己意见相合,这乃群众行动时必要的纪律部勒。至于教育要发展个性,便不应在任何地方使学生居于被动,我以为华君亦说过分了一点。我问华君,你们学校里不是听了起床熄灯铃,便都被动的起床熄灯的么?教室里的不喧哗,操场里的不凌乱,都是你们的同学已经人人明了其必要,而自动的成为有纪律的生活的么?老实说,两个以上的人在一同做事,便总少不了受些相互的约束。这种约束,每不免便要带若干被动的性质。(例如倘若安睡时,同房有人高声歌唱,别的人便要呵斥他;为什么不待他明了了自动的守纪律呢?)倘若必须要一个群众的政党,想事事都不带一点被动性质,可断言无此事理。

  (三)不染色彩便没有党派,染色彩的亦未必有切实办法。这样的话是不可以驳的。现在有许多无聊的党派,他们没有主张,只是以同乡,同学,或一种别的关系结合起来,专门你争我夺的各求垄断位置与权利。这种人实在没有什么切实办法,所以华君反对他们,我是很表同意的。不过我以为华君应知道的,这种人固然不好,自命为无色彩无党派,而亦是无切实办法的,仍是不好。我们若有了切实办法,若有了比空洞的干叫“打倒军阀”更切实的办法,能够无色彩么?能够不成为一种党派么?我们相同主张的人集合起来,或我们乐相同主张的人相集合,虽欲求为无色彩,而不可能。这只看近年比较热心奋斗的人,均一律被人目为“过激派”,便是一个显证。为社会利益讲,这种人纵不自结党派,既仍免不了染色彩,而又徒易动辄为人家的党派所惩逐。这只看近年那些所谓“过激派”,每被当地军警学界排斥出境,亦便可以明白了。我敢断言一句,华君肯自安于无主张,亦便罢了;倘若有个稍切实的主张,稍肯为你的主张而奋斗,你纵然做梦都不相信列宁主义,你周围的人迟早定要仍称你是过激派的。你若永不肯与同主张的人结为强固有纪律的大党,我看你若不变节,将只有永远受人家排斥罢了。那时候你将救自己亦还不够,还说救国家么?

  (四)互助不是利用,利用是盲目的被人推移。华君把互助与利用分开,是很好的。只是不少的人,他们不问革命党,或社会主义家,或新教育家,究竟有何利由;指一切与他们一同做事的为受人利用,这所说的利用,果然是应避免的么?盲目的被人推移,自然是不好。但是我要说,人要不盲目,须自己睁开眼睛来,看看各种党派,各种主张,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要把耳朵当眼睛,先人之见作了主,于是把一切凡稍有党派色彩的嫌疑的言论,均拒绝不使入目,以为这样可以免于受人利用。我要说,这样的人,因为不愿受人利用,却正被那些世俗论者,或旧派的人利用了。因为他们恰恰是中了盲目的被人推移的弊病。

  (五)希望好的党纲,忠实的党魁,都是梦想。我们不能等待他们才去干革命。中国的党,要说完全可以满意的,诚然没有。然而有希望可以做到完全满意的,亦何至便没有。但使他可以有希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家来促进他完成他,以使他能成为革命运动集中的势力呢?革命决不是专门消极的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所能成功的;他必须有积极的,改造政治经济的主张,所以必须有伟大的党,以拥护且监督革命的领袖,以求主张的实现。若说希望有这样的党是梦想呢;没有这样的党,想去干革命,一定更是梦想了。总而言之,像那样,则只有我们睁着眼睛,望着国亡种奴,才不是梦想;其余什么好听的话,都是梦想呢。

  (六)不讲独立自由,难道要附和人家,受人家压制么?我想请华君注意,我们没有法子使革命成功,我们都是一点不能独立自由的。现在的青年,在同学团体中最讲究独立自由;对教职员,却驯顺屈服了。再不然,对远在天边的曹锟,便能戟指谩骂;谈到本省军阀官僚,便都要逊词以避祸了。丑啊!我们若永远在这种局面之下,还要恭维自己能讲独立自由,我真觉得肉麻啊!然而这亦难怪,我们既无力扫除他们,若一味戆直,徒取罪戾,何益于事?不过我们要怎样才会有力扫除他们呢?我决不至要青年附和人家,受人家压制。不过我相信必须有纪律能服从团体的革命党员,像军队一样的强固而整齐,才打得倒那些我们今天不敢诽谤的一般恶魔。不然,若兵士已被人家围困,却在自伙子中间讲独立自由,我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七)主张用炸弹主义唤起民众觉悟,华君说,唤起民众觉悟,是很不错的。浙江学生组织国民讨贼军,至请军阀官僚统率,我亦不赞成。不过,我不知华君唤起民众觉悟,究竟是预备做什么?华君要提倡炸弹主义,鼓荡民众;很好的。我很愿静听华君炸弹的消息。不过我呢!我以为没有伟大的党,挟着积极的具体的主张在后面,炸弹主义是没有用的事。安重根的一炸,自然可以使他的名字震动世界;然而朝鲜仍旧亡了,到现在翻不转身来。若是中国没有有主张的革命党,华君纵能实行炸弹主义,我看亦不过再多死一个郑汝成、徐国樑,中国仍旧不过是今天这样一个中国罢了。(自然我亦明知一般青年最爱说炸弹主义,一类不要钱的空激烈话。我看没有一个大革命党在后面,纵然一全国青年都“主张”炸弹主义,亦终是说得好听罢了。华君若真愿切实为中国努力,我以为还是另外想些切实的办法才好。)

  若兰君函说,国内政党没一个是真正为国家的,他们的党纲组织纵然完善,实行起来便将宣言放在脑后。这样的话,实在是过去的事实,我亦不愿为任何党派抵赖。不过若兰君因此否认加入政党,仍归宿于拿手枪、炸弹打倒军阀,我仍然不以为然。我相信革命是包括建设并破坏两方面,要为建设而破坏,所以建设的功夫还更要紧。中国军阀所以产生,非由一二人品性之不良,乃由外资压迫。造出许多流氓土匪,故易于为此品性不良者所利用,而此品性不良者,乃易成为军阀。非谋以强硬外交,与经济政策,使中国免于外资压迫,同时发达产业,安置流氓土匪,你纵炸死一百个军阀,亦还是无法遏止军阀的继续发生。由此,可知手枪、炸弹不是革命“惟一”的利器。我们必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改造政治经济的主张的党。中国既必需要这样的党,我们须设法使他产生出来才是。若兰君说,政党中亦有党纲组织很完善的,只是不肯照宣言实行起来;那末,我们正应多约真有志的人加入这种的党,督促他们照宣言实行。他们若能照宣言实行,为什么说待他们救中国,是“饿狗想飞鸟”呢?

  为篇幅所限,我自觉亦未能畅所欲言。我愿凡怀疑学生入党的问题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究竟没有党能否有成功的革命?(二)党的活动是否能不带一点被动的性质?(三)中国究竟是否可希望有能担任革命工作的党?

  为补足我的话,希望读者能参阅我所作《时论的误点》(《东方》去年的第廿二期),《革命与党》(《新建设》第二三期),《造党》(《中国青年》第二十一期),《纠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中国青年》第二十二期)

  代英

  载《学生杂志》第十一卷第五期

  注释

  [1]华少锋、若兰两读者的信刊登在《学生杂志》第十一卷第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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