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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四头的活跃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王克敏……顾维钧……吴佩孚……齐燮元

  王克敏是人人所知,专为办金佛郎案而窃据北京阁席的;金佛郎案一旦成功,意比西诸国必继起援例,国民对于庚子赔款的负担,将无端加增到三四倍,这是国民切肤的利害问题。然而因为国民厌恶北庭的心理既深,政治的感觉反呈麻木不仁之态,至于坐看王克敏在北京任意横行,反只有伪国会一部分议员及孙宝琦辈相与撑柜,这不能不说是国民的羞耻。王克敏以接近保派,有曹锟为靠山,他敢于以辞职相要挟,明言要全体阁员对于财政有办法才肯复职,且复私召军警要人,散布流言,欲以索饷逼走孙宝琦,以遂其承认金佛郎案的私心,对于此事,孙宝琦虽曾遣其子请援于洛阳,吴佩孚亦曾电请不必强留王克敏,据闻北京军警因此亦一时不至有所举动:然曹锟对银行公会联合会代表既表示财政当局非王不可,而孙宝琦藉游历国内或国外以谋下台的风说又喧传起来了。北京财政本已陷于无办法之境;槃大才“为中外推重”为颜惠庆辈,六个月整理财政的结果,无异宣告中国已经沦于破产之境地;而所拟五条补救办法,除特别关税会议须乞灵于外国人不可知的恩惠以外,余如各省之协助,军政冗费之汰除,预算之实行,铁路收入之保存,决非今日割据贪婪之军阀所能行的。王克敏的掌理财政,本只知以国库重大的损失,换取少数款项,以应北庭之缓急,而自己可以于中取利,除此以外他并无理财政策可言。然而他既不愿一切清议;敢以各种卑污手段,谋金佛郎案之解决,曹锟与北京军警官吏又复羽冀而严助之;国人竟觉惯不惊,任其倒行逆施,不知所以锄奸自卫之道,真令人回想五四运动而不禁感慨系之了。

  顾维钧在巴黎与华盛顿两次会议之中,因美国人欲裁抑日本在中国势力的便利遂使他能假借时会以成名声。然而他本不知什么道义气节,终于卖身为曹氏家奴,专以抑承东交民巷列强之色笑,为惟一之外交方针。在他的任内,我们所看见的,只有临城案件的屈服,以少数西人被匪所掳劫,列强乃加吾国民五十余万元的赔偿负担。其次便是顺承法日等国之意旨,藉细故而破坏中俄的协定。至于最近,则因陈国贤之殴伤英员,陆军部审判之不满英人意思,遂允英使复审且允其派员旁听;甚至于华兵李义元与英人互殴,英使扣留李义元,要求不以军法审判,且许派员旁听,而亦奉命惟谨。北京华人犯事,向例即在使馆以内,亦必依例引渡交中国办理:今此等辱国之要求,至激起北京中央公园对英大会二百余人之公愤,以为应请撤换英使,要求道歉;然顾维钧则视为当然应屈服承认的事。最近顾更谓俄代表加拉罕破坏中国财政信用,要求苏俄撤换;然查所谓破坏中国财政信用的,却只是由顾维钧王克敏私访德使与德人斐格氏商议进行德发债票事,为加氏在德使与斐格氏面前所劝阻而已。我们任这样的人办理外交,却亦还有人说:“一国外交,握其枢纽者,其在内阁制之政府,皆集于外交总长一人之手;上而国之元首,下而国之使命,皆拱手而听命焉”。(见四月十一日时事新报论文)倘若这些著论的人,并不曾被顾维钧拿钱收买;我真不知他要劝一般人,拱手听命于这样一个东交民巷列强的西崽,究竟是什么意思。

  北庭在内的两凶是王顾,在外面的两凶便是吴齐了。

  吴佩孚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搜括军饷,扩张势力。对于搜括军饷的方面;他除了催促北京拨款以外,许袁祖铭截用重庆自流井盐款,要将青盐输出,由盐务署管辖移归青岛高恩洪直接办理;又要胶济路货捐,亦归高恩洪管理以作海军饷款;京汉路亦因徇他的意见,将于郑州特设办事处,以使他便于索车提款。对于扩张势力的方面,则利用赵恒惕的首鼠两端,威吓之以重兵压境,利诱之以督理兼省长的位置,使他终于不能不承认修改省宪,容纳省宪于国宪之中,并闻有允出兵犯粤,与假道马济以入桂之说。他既助孙传芳扫灭王永泉,又欲扶植张毅在厦门的势力,同时复受陈炯明部下洪兆麟之降,在闽粤发展其野心,蔡成勋既以不肯驯服于苏皖赣三省巡阅之下,见嫉于齐燮元,一般恨恶之者,遂申其私卖鸦片之罪;欲因以推倒他,齐燮元方面亦大鼓吹其查办蔡氏之风说;然蔡既运动江西武人吴金彪辈为之挽留,吴氏亦复不欲齐氏势力侵入赣省,近更有派胡景翼率师由赣入闽之说,其为助孙,助蔡,或将取蔡而代之,尚为不可知之事,至于西部,他既欲因陆洪涛与甘肃诸马之不惬,使直系势力有侵入的机会,欲因以计划一包括陕甘青海之大军区;四川方面则欲俟扫除敌派势力以后,使袁祖铭得遂其回黔之心。我们从这些地方看来,吴佩孚的气魄不能不说是雄伟了。然而我们试再一反观在他治下的政绩,河南自李倬章任省长,标榜拔烟治匪;然而项城地方,即以袁世凯张镇芳等势力关系,不易照办。至于湖北则兵匪勾结,遍地骚扰,官票滥发,超出官钱局财产十倍以上,而每年支出不敷尚一千余万元,现襄阳张联升既抽种烟亩税,汉口亦至于设鸦片专销公司即此仍未足,更有枣阳擅加田赋,厘金重新估本收税,与加印官票五百万张等消息。至于洛吴本身,则于穷兵黩武之余,假做寿以扩张其财富;大陆报谓其“无伟大之主义,彼实为已而奋斗……将与罗士比亚相同,灭亡于他所自造之武器之下”。其语诚不为无见。不过如他这样的穷民以逞,在他的兴盛与灭亡的过程中,总是我人民的切身痛苦罢了。

  齐燮元自助曹锟成功贿选,即崭然大露头角;他一方挟制马联甲等,欲括皖赣于他巡阅使职权之下;一方助海军杜锡珪,欲与洛吴中分海军的势力。然而他图浙之谋,既为吴佩孚尊段联卢之策所沮止;马联甲又甘放弃蚌埠于陈调元之手,复假出巡之名欲遄归故镇,蔡成勋又恃有曹锟的助力,与吴佩孚的牵制,不愿屈服于齐燮元势力之下。在福建方面齐本欲助王永泉,广东方面齐本欲助陈炯明;然陈既必欲别树一帜,不肯自居于齐之附庸,而王永泉又败于洛吴妙计之手。然以齐之雄心未死,仍与杜锡珪相勾结,主张撤厦门镇守使,以杨树庄继任海疆防御使,即领厦门防务。他助杜锡珪请在盐余内尽先拨海军军饷,正与吴佩孚极力在青岛方面设法筹温树德饷款,是一样的热心;而他的助杨树庄,更与吴佩孚助张毅,针锋相对。他所发起的四省联防,而自为盟长,亦颇为吴佩孚所猜疑。两雄不并立,齐氏亦可谓劳而寡功的了。最近令人注意的事:便是齐氏攫得导淮督办以后,拼命进行借款,外人知其迫不及待的私心,于是各谋所以要挟他的方法:齐氏原不知有所谓国家权利,外交关系,乃急不暇择的与美国费达拉公司相勾结;于中日美无线电契约未曾交涉清楚以前,乃欲许其在苏州建设无线电台,以此为美国举办导淮借款的交换条件。无线电借款,本系北庭假借不急要的事业为名目,而预以国家权利抵押借款有日美间之纠葛,正可谋双方取消合同,然齐氏因自己的私利,更欲藉导淮为名借款以供贿选之用,遂至于与美商私自交换权利,国人亦不知过问。将来导淮借款果成,所借之款,必仍流于浪费;而淮河流域权利,还不知又须抵押断送多少呢。

  在这样四凶活跃的中国,国家的主权他们可以自由断送;政治成了他们营私的工具;人民的安宁幸福,完全听受他们的支配蹂躏。说起来真可恨啊!说起来真可耻啊!

  载《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六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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