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恽代英

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人人知道中国必须要革命，然而对于中国的革命应当靠什么作基本势力，不一定有一致的见解。在自命为稳健的人，他们以为中国的革命要多倚赖士农工商等职业阶级。在比较急进的人，又或者以为革命的势力，应当建筑在兵匪游民身上。这两个意见，恰恰是绝对的相反，然而亦都有他一方面的理由。所以这值得我们讨论。

　　主张鼓吹各种职业阶级去进行革命的，其用意自然可以钦佩。中国最近的祸乱，只是一般无职业的人，军阀，官僚，议员，政客，与军队，土匪等的纷扰，遂使社会上各种职业都受了他们的波累。现在若能唤起一切有职业的人觉悟而联合起来，以抗拒他们；有职业人的实力，必足以致他们的死命。

　　怎样抗拒他们呢？第一步是不合作，第二步是使他们屈服而居于我们监督统驭之下。

　　这种理论是很简单而易于明了的。倘若靠这种理论而唤得起各种职业界，我相信他们所预期的革命，必然可以圆满实现。

　　然而我应当说，这种理论是很有价值的么？我不相信我应当说这样的话。我以为这只是我们可以有的一种幻想罢了。在中国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想各种职业界联合起来，以不合作为革命的手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

　　我何以说不可能呢？第一，人类本来是有些苟且偷安的；有职业的人虽然亦感受时局纷扰的不利，然而他们还可以苟安旦夕，所以对于革命的事业，不容易唤起他们的热心。第二，中国的许多事业，还是在小生产的规模下面，一般有职业的人，既没有群众的集合，亦没有操纵社会的力量。这样，使他们不容易自己相信他们的势力，可以与军阀政客等相抗拒。第三，各种职业界的利害，并不一致。有些人的营业，完全沾外国经济侵略的余润。有些人的生活，完全托军阀非法行为的袒庇。我们大略看来，自然觉得百业都受了连年祸乱的影响；然而其实对于这些祸乱因以为利的人，亦复很多。劝这些混水摸鱼的人们，与人家协同的进行革命，这真无异于梦呓。

　　换过来说，利用兵匪游民来革命，自然是很不稳健的。然而却比起上述办法，是事实上可以办到的事。兵匪游民是没有什么安定生活值得留恋的，所以他们比较富于革命性。他们固然是乌合之众，然而他们还是容易有群众的集合的，他们的力量亦可以摇撼社会。

　　然而利用兵匪游民来革命，确实不是最妥当的事情。兵匪游民是太流动而不可靠的。他虽是一种大力量，然而他只能做破坏的事情。他可以帮助革命军破坏现存的统治势力，亦可以帮助反动的党派，破坏革命军。古人说：“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在我们要“烈山泽而焚之”的时候，这样的火，是我们需要的。然而这究竟是可怕的东西。中华民国十三年的历史，正中了不戢自焚的弊病。

　　有的人说，职业阶级的革命，虽然是不能求急近功效的，然而稳健没有流毒。有的人说，兵匪游民的革命，虽然是富于危险性质的，然而因为是惟一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不采用他。对于这两说，我一样的反对。若说稳健呢，再没有稳健过于孔孟三代之治的了。一般儒者，亦每谓他虽无急近功效，而稳健没有流毒。然而两千多年孔孟的学说，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每每有绝对做不出功效的事情，偏要假借稳健的名字，以自欺而欺人。今天我们所谓鼓吹职业阶级革命，怕不是同这一样的事么？至于承认了兵匪游民的危险，而愿意冒险的去尝试一番，这种勇敢的精神，自然是可以佩服的。然而我们若除了兵匪游民，并没有什么革命的势力，想靠个人的才智一方能役使这些兵匪游民，一方又能防遏各种流弊，这必是过于盲信自己的能力。结果，必然仍要堕于不戢自焚之境。

　　然而我们要求中国的革命能够切实进行，而又前途没有我们可以预料的危险，我们革命的基本势力，应当是什么呢？据我看来，我们确实须倚赖职业阶级。然而不是说，我们要倚赖普通所谓各方面的职业界，我们所应当倚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

　　为什么智识阶级不能倚赖呢？智识阶级中间，虽然有些人的想像力比较发达，所以同情心比较旺盛；然而他们的欲望是大的，虚荣心亦比较利害。因此，他们虽然有时候特别肯为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努力，然而他们是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被收买的。他们自己没有经济上的地位；虽然他们在恶劣的政治经济中间，亦要受许多窘迫，然而他们并不一定与统治阶级的利害相冲突。他们有时受了军阀或外国势力所豢养，亦会变成他们忠顺的奴隶。

　　为什么商人阶级不可倚赖呢？商人阶级是惟利是视的。就现在中国商业的实况说，商人的利益已经与外国势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每一个比较开通的地方，都是充斥了各种洋货。即照料收买，转运各种农业品的，亦无非是外国商业家的代理人。他们在这种外力压迫之下，并不感觉苦痛。一切加于他们的租税捐款，他们都可以转嫁于生产或消费的人。他们靠着做外国人的中介，可以分取少许的余利。所以他们并不一定感觉时局的不满意，他们不感觉革命的需要。

　　为什么俸给阶级不可倚靠呢？俸给阶级在此薪金折扣拖欠的时局中间，固然是不满足的。然而他们没有革命的力量。他们今天的地位，已经是费力钻营，才能够得到手的。旁边环伺的人，谋乘隙夺其位置的还多得很。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便不满意于这种残羹冷饭，然而他们若不安分，将并此残羹冷饭而不可得。所以这样的生活，使他们不敢有任何异志。靠他们革命，是不会有希望的事。

　　为什么绅士阶级不可倚靠呢？绅士是有权力以武断乡曲的。然而他的权力，完全靠他能与军阀官僚相勾结。军阀官僚是乐得让绅士与他们分庭抗礼的。他靠这羁糜[縻]了所谓民众的首领。而绅士们亦乐得藉这与他相接近，一方挟民众以见重于官厅，而亦即卖民众以取悦于官厅；一方亦便挟官厅以见重于民众，而亦即助官厅以肆毒于民众。这样的人，永远只能做军阀官僚的鹰犬爪牙，他们本不曾能代表民众，而且他们的利害亦并不与民众一致。想靠他们为民众努力以反抗军阀官僚，这又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痴想了。

　　真正与一切统治阶级利害完全相反的，只有农人与工人。所以说到革命，亦只有他们还可以有希望。农人工人所身受的毒害，例如赔款的横索，外债的滥借，国帑的浪费中饱，无一不使租税捐款一天天加增起来。而一切租税捐款的加增，最后仍使生产者感受其痛苦，至于使劳动的结果，与消费的需要，不能相应，于是农人与工人的生活日益堕落于苦境。自然中产阶级亦是同样感受痛苦的，然而中产阶级还可以有机会与统治阶级相勾结，使悲惨的运命多卸到农人工人的肩上。只有农人工人，最穷而无告。他们的生活，永远是濒于破产危殆之境，他们没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妥协调和的余地。

　　至于外国生产品的输入，使我们的农人工人失了他们向来的生活；外国势力与军阀的狼狈为奸，使中国陷于内乱绵延，产业凋弊之境，一般有工作的人亦惴惴然不能自保其地位，这都是每个农人工人所常感觉的切身痛苦。他们与国家的强弱，政治的隆污，不像别人的没有什么显明直接的关系。他们虽然在今天比较是不问国事的人，然而他们实在是比任何人都有更应过问国事的资格。

　　农人工人的不问国事，却实在是引导农人工人去进行革命事业的大障碍。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农人工人必然与政治绝缘；他们所以发生绝缘的现象的，是因为一般所谓政治，不会注意农人工人切身利害的原故。我们今天所鼓吹的政治知识，都是国际的，或全国的大问题，有时还偏于抽象的理论去了。这自然对于农人工人没有兴趣。我们要引农人工人注意政治，须从一县，一乡，一区，一厂的公共事务说起。我们要请他们大家讨论这些事务的利弊，并告诉他们在事实上与理论上曾经有什么更进步的办法。革命以后的政府，最要是能为农人工人谋利益；不然，便与今天军阀官僚的政府没有两样了。既然革命的政府应当为农人工人谋利益，我们自应特别提醒农人工人注意他们自身的利益，使他们为自身的利益帮助革命，而且亦夹持革命政府使他能实践这种任务。这样的事，农人工人没有什么不能够做的。

　　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想农人工人有个真实而恒久的团结，亦不是容易的。但若在为他们自身利益而奋斗的时候，无论什么经济退化的地方，农人工人都可以有团结。即如中国的农民聚众抗税的事，亦不是不常有的。自然这种团结，不是可以恒久的事；要有恒久的团结，须靠教育与娱乐事业，使他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平日常用和平的，或者激烈的手段，改良他们的经济生活。这样，便可以使他们隐隐约约的站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在相当的时间，他们可以助成我们的革命事业。

　　自然这种农人工人运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有这样广漠的境域，这样多的农人工人，他们的知识是这样的固陋而愚昧，若只是三个五个热心的人到民间去，能够有什么影响？不错的。三个五个热心的人，是对于中国不会有用的。我们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党，由这个党的指挥，使许多党员到农人工人中间去，而且亦使在农人工人中间的党员，大家努力：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教育与娱乐的工夫，要研究农人工人各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人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这样，农人工人便会渐渐团聚而行动起来。这种运动，亦可以说是很艰难的；一切运动的策略，须经过多数人的考虑计议；各方面运动的心得成绩，亦应当交互告语，以为鼓励参证的资料。所以个人行动的到民间去的主义，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

　　我们固然应当注重农人工人的势力了。然而仅靠农人工人的势力，以进行革命，这是可以有希望的事么？自然是不可以的。农人工人的眼光，比较是浅近的，思想比较是简单的。他们虽能枝枝节节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然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总解决，不容易居于主动的地位。为此，我们仍有利用兵匪游民的必要。不过这所谓利用，是与专靠他们以从事革命的人不同的。我们越要利用兵匪游民，越须尽力培植农人工人的实力。而且此所谓兵匪游民，要有于革命成功以后，使他们化为农人工人的把握，这样，才不至于受他们反噬的祸害。兵匪游民，不是天生而游惰的，只因外资压迫的结果，使他们失其安居乐业之常，故习于游惰。他们既因为游惰而成为社会上一种破坏性的实力，革命的人，不知利用他们，他们必为反革命派所利用，而成为革命的障碍。然而只知利用他们，而不知所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得不到一种归宿，结果仍会被反革命派所收买。所以在革命以前利用他们，以援助农人工人的革命，是不可免的；然而在革命以后，用农人工人的实力以援助他们，使他们均得归于农工之途，这亦是必要的事。

　　我们由这看来，可知一般急躁而太不审慎的人，以为运动了兵匪游民，便可以三天五天成功革命，这种话是不能赞成的。然而撇开了兵匪游民，而以为中国便只靠这些安居乐业的士农工商来革命，亦不会有这一回事。照第一说的办法，我们的势力，既完全建筑在兵匪游民身上，我们便没有法子使他们化为农人工人。照第二说的办法，我们既不肯接近兵匪游民，他们的实力，必然被反对派利用去了，这亦使农人工人的革命，处处受他们的阻碍。

　　对于士商绅吏等人，有时亦可以宣传革命的学说，引他们加入革命的队伍。这是我们所不能反对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在什么方面，都可以找得出忠实勇敢的革命人才。而且就历史上看来，凡倡导革命的人，每多出于中产之家。这只因中产之家，一方比农工要多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的知解与想像力，都比较的发达。而一方所受生活的压迫，有时与农工不甚相远，这使他们中间气质厚重的，不能不感觉革命的必要。在这些人中间，每可以产出几个革命的好领袖。所以这些人我们不能不注意。不过我们说注意这些人，必须先纠正这两种错误见解：

　　（第一）我们不可有化他们全阶级成为革命的痴想：他们中间有能成为强有力的革命领袖的个人，这是不错的。然而这必是少数的个人。我们决不能拿这去希望他们的全阶级。他们的阶级中，多数人是要靠不正当的机会，谋他们自身利益的。还有些人，纵然不是甘心愿意的像这样做，他们亦是因为没有勇气，违叛自己的阶级，丢掉自己的机会，而仍不能不像这样做。所以希望全智识阶级，全商人，绅士，俸给生活者阶级，成为革命的，只是一种梦想。（在革命势力已经得势时，他们自然亦会全阶级随风而靡；在这个时候，亦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靠他们做基本势力。）

　　（第二）我们不可有迷信他们个人力量，而忘却农工群众的弊病：我们说士商绅吏阶级中，可以找得出少数的个人，能成为强有力的革命领袖；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所谓革命的领袖，是他们能领导农人工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忘却农工群众，而迷信他们个人的力量。我们要知道中产之家，固然可以产出几个革命的好领袖；然而这种领袖，必须是能投身到农人工人中间去，从他们中间得着革命的群众势力。倘若这些人不与农人工人发生关系，他们只悬在空中，想以三五日之力，利用兵匪游民，以侥幸成功；结果，所谓利用兵匪游民，必无所成功，而反只为兵匪游民所利用。我们只有唤醒而组织农人工人，才可以得着切实的革命力量，我们要找许多革命领袖；然而每个革命领袖最大的事业，便是去唤醒而组织农人工人。

　　倘若上面的话都不错呢，那便我们对于各种阶级，应当因为我们目的的不同，而运动的方式亦因之而各异。我们运动的方式，应当有下之三种：

　　一对于农人工人，应当是注意他们的团结，以及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注意自身的利益。自然在革命以前，因为产业的退步，与政治的压迫，农人工人的组织是不容易维持的。我们必须藉教育娱乐事业，以与他们保持一种关系；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便容易引导他们去参加各种和平的或激烈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战斗。

　　二对于兵匪游民，应当是注意使他们与农工结合，而且使他们将来有化为农工的机会。在我们农人工人的运动还正在萌芽的时候，不要急功近利的，希望专靠兵匪游民能做什么事。我们须先把革命势力，建筑在工人农人身上，或者建筑在确愿献身为工人农人利益而奋斗的兵匪游民身上。不然，一定不能做出好的功效。

　　三对于士商绅吏各阶级，应当注意在他们中间找可以做革命领袖的分子，引导他们到农人工人中间去。对于这种人。最要紧是要他们为农人工人做事。他们纵然不知道革命的必要，如果能切实为农人工人谋利益，自然有一天感觉中国非革命不可，至少他们亦会成为热心欢迎革命的人。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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