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政制问题》|恽代英

评《中国政制问题》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这是张东荪先生在东方杂志本年一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对于张先生的善于作“预言”，与那一种“昂头天外”的“学者”态度，不愿有所批评。对于他能正式申明修改他从前所主张的“哲人主义”，还很赞美他。即他能解释近世国家乃是国民经济的产物，亦可见他思想见地确有进步。他结论主张“权力下散”，换言之，便是省自治，县自治，各业自治；他说用这种法子，一可使地方团体，事业团体，操练政治才能，一可减轻孤悬于上的政府权力，免使他为恶势力所假借。这些话我们亦不能不相当的承认他一面的正确理由。不过所可惜的，他只说了这一面，忘记了更重要的另一面，所以他这种说法简直是弥近理而大乱真了。

　　张先生说近世国家是“民族战团”，他解释“民族战团”（一）结合以民族为单位；（二）目的是侵略他种民族，而同时抵御他种民族的来侵；（三）手段是残苛的武力，与狡诈的外交；（四）平时以经济吸收他种民族的汗血，以养肥自己民族。我对于这种解释，以为是不错的。但是我很奇怪张先生居然这样大胆的说：“现在我要请诸公的是：暂把这个生存竞争的压迫之感搁在一旁，而放远一步眼光，平心静气地从容考量一下。”于是张先生发表了一大篇“把民族生存竞争”搁在一边的大理论。张先生真是好一个“昂头天外”的“学者”啊！似乎脚尖都不在地上了。

　　“权力下散”的理论，我们一点都不反对，不过要怎样才能实现“权力下散”的理想呢？我们非先除去能侵扰“权力下散”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不可。张先生已经知道帝国主义是专以武力或经济侵略他种民族的。我们便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牺牲品。军阀的存在，亦只是由帝国主义侵略，以造成一般兵匪游民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请问在被侵略的人民中间，他们能希望得着自治的权力么？各种地方团体与事业团体的自治，果然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是可以并立的么？

　　张先生最错误的是想回护他从前发表“无治”的谬论，于是乎说出什么“我们不必专讲抵抗他人，我们须得昂首天外，认定人类在宇宙的本位，谋更合理的生活”。照张先生语气，所谓谋更合理的生活，不是说在已能抵抗他人以后的事么？无治主义如何能抵抗他人？永远让北洋系盘踞政局，永远让美日支配中国经济，亦可以求什么合理的生活吗？张先生真想做一个“学者”，决不容不把“无治”之说与“哲人主义”一同受一番修改，决不可不加述一层；便是我们定要能有把握的打破国际帝国主义与军阀，且能保护以后国民的生活不受他们的影响，然后才谈得上张先生所谓合理的生活。换一句话说，必须要一个有主义的革命，革命后必须有主义的强有力政府，这个政府一方受革命党的拥护监督，一方保护各地方的自治得以切实进行，然后能造成一个立根基于人民自治的中央政府。

　　不过要多给自治权于地方团体，事业团体，这些话固然是不错的；以为中央政府终久应是像张先生所说虚悬于上的东西，却不是的。中国非打破帝国主义与军阀，谈不上什么自治，已如前者所言，然而打破了他们以后，革命政府不自己负责用国家社会主义促成中国产业的发展，帝国主义与军阀终必卷土重来，所以革命的事业终不能免于仍为反动势力所败。既然如此，可知革命以后中国的产业不能像今天一样，中国的政府终究不至永远成为虚悬于上的东西。

　　张先生的结论分两层：第一，说旧式的烈士只能破坏不能建设，我以为是的；然而那是说只有有主义的烈士才为有用，专会拼死的比较为没有用。第二，说建设是要社会上各部分自动，这句话是不很妥当的，社会上各部分可以自动的；然必须没有外界的阻力，而且给了他们许多很好的刺激，才能有效。中国非先有从政治上为人民做这项工作的，便令张先生做一万篇这样的文，中国人永不能自动。什么人为人民做这项工作呢，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为人民的救主。他必是能指导民众而又受民众监督夹持的革命领袖。

　　张先生梦想做一个“职司联合的新国家”，我真不知他究竟把“民族生存竞争”曾经放在他的计算中间没有的？张先生若能把“民族生存竞争”的对付方法打算一番，或者亦要自己好笑他这种“昂头天外”的论调了罢！

　　载《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一期

　　署名：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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