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中国的革命|恽代英

列宁与中国的革命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出乎意料以外的，列宁竟如数年来咀咒他的人所愿望地，于一月二十一日病没了。列宁以刻苦勤奋，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亦同时以指导世界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自任。因此为全世界的资产家，或资产家所豢养的教师，神父，新闻记者等所嫉恶，这只是“盗憎主人”的常情，无足为怪的。然而因列宁的勇敢，因他的坚忍卓绝，因他的公正无私心；到今天他死的时候，无论什么曲学阿世之徒，亦不便于言不由衷的任意讥议。他们纵然有时想在字里行间，稍表示他们不满的意思；然而他们推崇钦佩的诚意，已不知不觉的从笔端流露出来了。嗳！列宁是如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啊！

　　我们诚心的赞美列宁，不但因为他是有智识的，有能力的，有品格的；而且因为他的智识，能力，品格，使他成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革命领袖；使他成就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且亦成就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领袖。

　　我们诚心的赞美列宁，不但因为他能够根据唯物史观，引导俄国的革命群众，从“沙”的政治与伪民主政治，以达到劳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治；不但因为他能够很坚决地，很稳健地，使被压迫的被分裂的俄罗斯，从一切反动的势力，一切国外帝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中，拔救出来，而完成为平民自由的苏维埃俄罗斯联邦国；我们还因为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奋斗的人。他不但是俄国平民的英雄，亦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前驱者。

　　他是一个革命家的好模范。他不曾因为失败而志气颓唐了，他亦不曾因为成功而精神懈弛了。他不曾怕讥诮，（巴黎滑稽杂志说，找出第四个多数党，即赏与王国之半。）亦不曾怕诽谤。（一九一七年归国时，发生了列宁是德探的风说。）他要捉取起事的机会，不曾怕人说他是风狂。他要镇压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暴动，不曾怕人骂他是强暴。他要施行电气化政策，以促进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不曾怕人议他是迂远。他要施行新经济政策，以恢复国内的生产秩序，不曾怕人笑他是反覆。他把一切虚伪的议论，统统置之脑后。他只注意俄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形，平稳地引导着俄国政治的发展。他一点不怯懦，亦一点不刚愎。他一点不躁急，亦一点不疲缓。这使他成就为一个从来未有的革命伟人。

　　还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是一个学者，但他最注意的是俄国实际情形。他从唯物史观得着了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他亦从各种学术中，得着了俄国革命以后一切行政的方针。他不只是要得政权，他在未得政权以前，已经对于如何运用政权，有成熟的研究；而且他在得了政权以后，亦仍是继续不断的研究。他创造了苏维埃政体与赤卫军，他亦发明了新经济政策。他从惊涛骇浪的中间，把俄国安稳的渡过岸来。这自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但我们不能不诚心的赞美他。

　　我们亦预备做中国的革命家了。我们因为他的榜样与他的诏示，亦知道我们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拿什么地方比拟列宁呢？

　　我们亦能不怕艰苦，不贪安逸么？我们亦能不恤讥议，不顾怨谤么？我们的青年，想成功，想做领袖，但是怕穷，怕苦，怕费力，怕被人议论。我们的青年，想不受人压迫；但不曾预备一点反抗压迫的能力。他们所希冀的，是父兄的夸奖，教职员的宠爱，青年会洋人的好感，交际场中某女士的爱情。他们有时亦想着，他们要担负改造中国的大任；然而改造中国，岂是这种脆嫩骨头的青年所能胜任的事情么？

　　我们亦说要革命，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然而要怎样下手去革命，怎么去打倒军阀与国际势力，我们全没有一点的把握。我们亦说要夺取政权，然而从来不曾研究如何运用政权的问题。我们的青年，求学问是为的出风头，再上一等的，是为的抢饭碗。他们最高兴的，是吟两三句无聊的小诗，再不然，便谈一点什么主义的玄学。他们便看了一两本什么新文化的书籍，亦是只能将几个食而不化的新名词，生吞活剥的在无识者面前卖弄风骚。他们还很轻看中国的实际问题。他们还不认得究竟中国今天是如何受国际的盘剥；他们还要说兵匪流氓完全是中国的莠民。他们对于中国的将来，全没有一个明了的理想，所以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全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成功，亦全没有一个坚决的信仰。他们虚骄的自信，以为他们很纯洁，他们要成为未来的革命领袖，然而他们一天与有组织的旧势力接触，便只有成为屈服的俘虏了。

　　从列宁所说的与列宁所做的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有主义有纪律的党，我们若是用这个党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农人兵士革命的团结，我们可以成功革命。革命的同志，要集中力量，整齐步伐，而且要得着劳兵农的赞助拥护，然后才有真正的成功。我们不一定说，中国所需要的，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但是中国的革命，必须能保证劳兵农乃至一般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乃能得着他们的赞助拥护，而且革命以后，亦必须首先为他们谋得安居乐业的机会，乃能使他们不受反动派利用，以反叛革命的政府。

　　要为劳兵农乃至一般被压迫阶级谋利益，必须使矿山，土地，工厂，银行，逐渐收归国有，必须使不劳而获者（田主，房主，工厂主等）担负大量的租税，而废除厘金监税等恶税制；必须使国家的收入，一大半用于人民的教化与其他利于生活的事业。下层阶级的利益，应当看为重于资产家的利益。资产家或者要说，中国的革命赤化了；然而这只是资产家不肯舍弃他们盗窃的特权，因而谋妨碍中国革命的借口而已。

　　自然我们必须否认不义的庚子赔款，必须否认各种束缚我们的借款条约，必须课国内的外国工业商业，家与本国的一样的负担，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奋斗。我的朋友汉俊告诉我：“中国的革命，欲求免于日本的威劫，必与日本的革命同时爆发。欲求免于英国的强压，必须诱起印度的革命，乃至英国各殖民地的叛乱，以根本毁灭大英帝国”。这实在是耐人玩味的几句话，英国是一切弱小国家的仇敌，她的束缚中国，亦比任何国家都利害。日本的国运，其实亦常受英美的恫吓，中日的革命家，应当有协同努力的觉悟，而且应当促进英国殖民地的离叛，为世界一切弱小国家开一条新生路。中国亦将要靠这得着完全的自由。

　　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联合革命，以促成大英帝国的瓦解，以促成全世界被压迫国家与阶级的解放，这亦是列宁未（竟）之志呢！中国的青年，谁准备（将）来担负这样的工作。

　　载《中国青年》第十六期“列宁特号”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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