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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的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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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 革命主张的一致 民族精神的复活 民国十二年已经过去了。凡欲将民国十二年内政外交的大事综述一下的人,终不免有“不堪回首”的悲感。 在黎元洪初被拥戴复职的时候,亦还有些人以为政局当有一点希望。然而在这一年间,一月为罗案逼走了蔡元培,已可见司法独立成了空话。三月为保洛两方的强迫,下了闽粤督理命令,又可见废督裁兵只是梦想。到了六月,王怀庆冯玉祥居然把黎元洪赶出北京;到了七八月,参众两院居然自行延长任期,极力进行“最高问题”的丑交易;到了十月,全国喧[宣]传贿选的罪犯,居然当选做新华宫的主人。于是法统重光的骗局,已经揭破;“合法国会”“正式宪法”再亦不复为稍知自爱的人挂诸齿颊了。 对于外交,在华盛顿会议以后,亦有些人想到中国得了英美的援助,可以缓和日本的侵略,是一个绝路逢生的机会。然这一年间庚子赔款展缓之期既满,而退还之说总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法意比西甚至要求改以金佛郎支付赔款,意图加增我们几倍负担。关税增加至七点五,在华曾已有成议;但迄不开会实行。租借之地,日本则于大连旅顺掯不交还;英国交还威海卫,却强迫我们承认有损主权的交还条件。至五月临城案发生,英国利用机会,鼓吹护路案,美国法国亦进行长江联合舰队的组织。最近广东要收回广州关馀,不许解交北京,居然英美舰队驶入内河,举行示威运动。华会以后,中国的国势更形危险。英美对中国只有比日本更恶辣可怕的,现在稍有知识的人亦都承认了。 在这样腐败危亡的中国,我们要觉着“不堪回首”,自然是不足奇异的事。不过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实际这些现象,在中国一方仍生出许多好的影响。过去的一年中间,显然可见的,便是国民精神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散漫昏沉。这种国民精神的进步,明明是中国复兴的佳兆。 以前有人崇拜袁世凱。有人崇拜段祺瑞,有人崇拜吴佩孚。总之以前有人崇拜北洋军阀中有实力的人。然而自从近年“打倒军阀”的口号盛行,吴佩孚想统一四川广东福建等省的迷梦,闹了一年不能成功,他的常胜将军的威信亦失落干净。此次曹锟勉强上台,不但他自身受了唾骂,无论什么曲学阿世之徒,亦不敢像阿谀袁、段那样为他捧场;便那盗名欺世的冯玉祥、吴佩孚,亦因助他为恶,被国民所贱恶。这一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实力派能够收拾中国的时局。他们的实力,便想混一全国为他们自己打“家天下”的基础,亦只是做不到的空想。他们恰只好彼此永远的这样割据纷扰,为真正民治的妨碍。要求真正的民治,推翻这些实力,是第一件要事。 在前年黎元洪入京的时候,一时大闹起“法统重光”,北京教授,先生们居然亦喁喁望治,发表了他们的“好政府”主张。他们只要一个好政府。他们不肯投身革命;他们说,他们要“为好政府而奋斗”。然而自从蔡先生出京,他们奋斗的成绩已够我们领教了。那时胡适之先生不责蔡先生出京是正犯了“好人笼着手,恶人背起走”的弊病。他说,这是什么“不合作主义”。他相信中国不一定要革命,只要个个人像蔡先生那样不与恶政府合作,便可以拆恶政府的台。然而话虽如此,蔡先生离北京将一年了,北京恶政府的丑恶我们数不清楚,现在居然“曹大总统”荣登大宝,亦算在历史上少有的怪现象了。然而蔡先生所骂的“机械式”、“胥吏式”的学者教授们,还是死赖着北京,不曾看见走动。最近虽闻有所谓八校关门之说,眼见只要曹酋稍能散几个钱下来,必然仍不至实行的。这显然可见不合作只是比较志行纯洁,而又不愁饭吃的人才做得到。不能以此希望普通的人。要救时局,而亦救这一般普通的人,决不是什么不合作主义,老实说只有革命以求政治的改造。 在去年的初期,联省自治的主张。亦曾有些人极力鼓吹。四川福建等省,都忙于制定省宪。然而这种割据的计谋,在这一年中,前后都归失败。四川既终不能不降附革命政府,湖南广东名为自治,而实与北派相勾结。到现在大家都知联省自治只是一出滑稽戏了。还有更可喜的,十二年来国人迷信宪法,以为惟一太平基础的,自所谓“法统重光”以来,国会猪仔既延挨不为早行决定;到了贿选成功以后,急急忙忙的竟通过了,用为他们遮羞的物品。国民这才知道宪法不过是一纸具文,并无何等效用。近来虽亦有一般“贤人”主张这等宪法可由国民投票复决,这亦不过是那些“唯心派哲学家”试验他们自己脸厚,胆大,欺负国民的能力。无论如何,再总不能像从前那样说得不吃力了。 现在只有昧着良心的人才会说中国除了革命还有别的法子。现在大家心目中已经知道革命是必然即会发生的事。张绍曾的南北会议,久已被人看为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是一样的梦想。何东的和平会议,虽然外面看来是赞成的函电交驰,然实际这都不过一为敷衍“大英爵士”,二为大家不愿居不赞成和平的恶名罢了。实际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笔应酬账。乌烟瘴气的闹过一阵,便一齐散场,何东亦兴尽而反了。现在让我们展开革命的旗子,全国人都再找不出怀疑的理由了。 对外呢,我们向来只知作排日运动,对于比日本十倍可怕的英国美国,我们常因受了他们的欺骗,对他们表示好感。然而这一年来,克门案美使态度既极强横,威海卫案英国手段又十分卑劣。至临案以后,到美舰在广州示威,英美的祸心已非那些圆滑的教士,洋迷的留学生,所能遮蔽国民的耳目了。向来恃英美奥援以打倒日本的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后曾享一时盛名,到了临案屈服,国民才知他只是英美的傀儡。他与王正廷、颜惠庆等不惜冒全国的大不韪,为曹酋供外交使令,国人才知道所谓外交系只是无廉耻、无气节,勾结外力以图把持政权的团体。在前一年里胡适之的学识都嗤笑说英美侵略中国是句奇谈。然而到驱黎以后,便以申报之老成,时事新报之反动,都知道国际压迫之宜反抗,外交系之宜抨击。自广州海关问题发生,居然如商报,中华新报等公然揭沉痛的正论,各地亦知拥护广东政府所为。这决非前一年的麻木状况可比。 中国有志的人,由五四的群众运动,转入新村或工读互助团等的社会运动,再转入文艺或哲学的学术运动。自从由浪漫的社会运动进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于是发生劳工运动,共产运动,已经是大踏一步。而过去的一年中,又因顾及中国实际情形复转入民主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这更是切近本题了。以我所知,中国共产党显然主张应与国民党合作。少年中国学会议决用“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的标语。最近国民党为须承担眼前革命的历史使命,毅然召集全国大会,进行改组与扩充军务,亦公然认为应对“外国经济的帝国主义”奋斗。由这可见革命主张的渐趋一致,民族精神的已经复活。民国十二年并不是“不堪回首”他实在是中华民国最可纪念的一年。 民国十三年中间,我们希望更能完成过去的一年未竟的功业。现在还有许多思想落伍的青年,我们希望大家来努力把他们引得上进。革命思想越普遍,宣传革命的人越多,时局便会大动。我们还希望这一年中间,大家多注意研究切实的革命计划与建设政策。时候到了,我们须研究下手的地方。 酝酿了十余年的革命潮流,现在他有力的急流,将要找着河堤的缺口了。我们祝革命成功万岁! 载《中国青年》第十二期 署名:代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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