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恽代英

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

　　一

　　我们都知道外国人是用经济政策侵略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今是在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不过我们不注意事实的国民，每每还不感觉得这中间有什么真危险。我们被外人勒索的赔款，只庚子一役，本利便是九万八千多万两，还须二十二年才得还清。甲午一役，赔款与赎辽[1]费用，虽对日本已交付清讫；然因此而起的俄法债款，美德债款，英德续债款，亦还须二十年才得清楚。加以最近十余年外人利用我们北京政府的愚暗，借种种名义借与款项，大其回扣，重其利息，又因而掠取种种利源作为抵押品。据财政部报告，连赔款借款现负之数，总共在十二万万元以上；而交通部尚欠七万万余元。对于这些债款；每年摊还本利，总在一万万元以上，这是如何一个重大的负担？

　　然而这比较还是小事。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海关报告册所告诉我们的，民国十年外国输入货物，价值九万万余两；而我们的输出货物，价值六万万余两；两抵输入货物超过三万万余两。民国十一年外国的输入货物，价值九万四千余万两；而我们的输出货物，价值六万五千余万两；两抵输入货物仍是超过将近三万万两。海关册所谓两，是指的海关银，每两折合库平银一两零一七八六三；而照中国的国币条例，银元每元折合库平纯银六钱四〇八；由此推算，民国十年十一年外国输入，应超过输出的价值五万万元左右。海关册所载物价，每低于实在的市价：民国二年棉纱实价每担二十九两，海关册所载为二十五两；铜实价每担三十三两，海关册所载为三十两。这可知海关册所载外国输入超过输出，价值五万万元左右，实际所超过价值必还远在五万万元以上。

　　所谓输入超过，便是外国货物卖出得较多，便是中国人对于外国的货物买入得较多，便是中国人付出货物的代价较多。所以输入超过在五万万元以上，便是中国多付出了五万万元以上的款项。中国在外债方面每年要付出一万万元以上的款项，固为可骇的事；然而比起这对外贸易上面流出的每年五万万元以上的款项，为数还不过四五分之一而已。我们试想这对外贸易上面每年的损失，这是我们所能长久担负得起的事吗？

　　自然这种输入超过，使是表明外国的机器生产打倒了中国的手工生产。外国机器生产制度之下，出品迅速，成本低廉，品质精美。到了中国的市场上，因为人性自然爱好价廉物美的物品，于是中国的土产处处不能维持他原有的销路。虽然我们曾经屡次极力提倡维持土产，购用国货；然而就民国十一年海关册报告，我们已经用了外国输入的：

　　棉货类　　　　　　　　　共价二万一千八百余万两
　　米、谷　　　　　　　　　七千九百余万两
　　杂粮粉　　　　　　　　　一千六百余万两
　　赤糖、白糖、冰糖　　　　六千一百余万两
　　煤油　　　　　　　　　　六千三百余万两
　　纸烟、烟　　　　　　　　四千一百余万两

　　我们由这可知外国机器生产品已占了无敌的优势。再以日本货物为例，我们自民国四年以来，每年几于无不抵制日货；然而日货在民国四年入口只一万二千余万两，民国十一年却进而至于二万三千余万两，这亦可知机器生产的优势，非一时的排货运动所能加以影响。中国除了机器生产化，没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居今日还有些人说中国要保存为一个农国，真要怪他太不长眼睛了。

　　然而中国不能发达机器生产。中国的内乱，既永远是这样绵延的纷扰下去，一切生产事业，都受他的妨害。在欧战期间，因战争诸国生产失其常态，我们国内纱厂、面粉厂等颇多创办；然而自从战争诸国喘息既定以后，他们已注意要回复他们原有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之下，民国十一年机器的输入，已减少价值五六百万两。本来产业后进国在他的产业基础未固以前，要与先进国发生争竞，是必然失败的事。何况还加以我国内的纷扰，我们如何有发达机器生产的日子？

　　凡国家对外有债务的，要筹清偿的法子，而国民经济不受重大损失，那便最好是使对外贸易输出超过输入，因以所赢余的与还债之款相抵销，以维持国际贷借的均衡。日本、美国从前对外负债，便都是因为他们对债权的国贸易，输出超过输入，所以不成什么问题。反过来，倘若一国输入超过输出，为维持国际贷借的均衡计，不但无力还债，还有必须再行借债之势。今试看中国的情形，中国一方负了外债将近二十万万元，然而一方对外贸易每年输入超过为数甚巨。计从海关有统计起，只有光绪二年为输出超过，余均为输入超过。从光绪二年到民国十一年，共计输入超过三十五万万余两。分期计算：

　　由光绪二年至宣统三年　共超过十九万万余两　　平均每年五千余万两
　　由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　共超过五万五千余万两　平均每年一万一千余万两
　　由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年　共超过六万七千余万两　平均每年一万三千余万两

　　民国十一年　超过二万九千余万两就上列看来，可见输入超过之数量正在以一定的趋势继续增高。中国的外债，在这种情形下，无清偿的希望。外债不能清偿，对外贸易的入超如此的继续增高，中国眼见不免于经济破产之祸。中国要自己救拔，只有发达机器生产。而机器生产，又不能发达。中国已处于极危险无可挽救的地位。但中国人究竟不急速研究解决这眼前的困难，岂不可怪？

　　若是要研究怎样使中国机器不能发达的呢，无论何人不能否认的，最重大的原因，一是国内的纷扰，一是先进国机器生产的压迫。然而再进一步研究，国内的纷扰，是由于有割据的军阀；有割据的军阀，是由于有可以听他们豢养驱遣的兵匪流氓；有这等流氓，是由于中国百业凋敝而生活腾贵，许多人找不着正当的生活路径；百业凋敝，是由于国内手工生产被国外机器生产打倒，而国内机器生产又因外力竞争不能发达起来；生活腾贵，是由于一切赔款借款的本利，即加到国民的负担上面，而内乱的损失，一般兵匪流氓的生活费用，均须国民分担。由此可知，中国机器生产不能发达，国内的纷扰还不是他最初最主要的原因。只有先进国机器生产的压迫，才是他致命的打击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亦并不是便没有法子可以自救。中国对手不义的勒索赔款并无必须再为支付的义务。即那历年外人与北京政府勾结的卖国借款，我们亦应当援俄国前例根本加以否认。然而这还是比较小的问题。中国应用关税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达，以消弭本国的游民；亦须靠聪明的税则，减轻一般人民的负担，使他转嫁到外国或本国资产阶级身上。中国能用这种法子，既可以减少内乱，更可渐图挽回输入超过的倾向。即令偿还外债，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的希望。

　　然而谈到关税问题，我们只有愤恨，只有痛心切齿于英美等国的愚弄伎俩，与劫[钳]制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关税，已经被他们用种种条约死死的加上许多束缚制限，我们完全失了自主的权利了。

　　二

　　第一件可痛心的事，便是中国的关税税率，完全是一种协定制度。本来税率的规定，于自主国定以外，有时因两国的友谊或经济上的特别关系，对于某几种商品，由条约协定其税率；或因优待最惠国关系，定为比普通关税较低之减额关税；亦为现在各国曾有的事。但国际条约常须一定的期限，两方的同意，乃能修改；故主张保护制度的人，常反对此种办法。然这还不是如我国以一切商品，对一切通商国家均用协定税率的办法。像我国这种办法，现在是全世界惟一无二的奇怪制度。他使外国货物用很廉的成本输送进来，夺去许多土货原来的销路。同时加重土货在本国所负的税率，使不能与外国货争竞。中国自己需要的原料物品，亦不能加重关税阻遏他的输出。外国的关税是保护自己的产业，以防遏人家的工具；我们的关税，却成了帮助人家经济的侵略，以损害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但不能用关税政策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我们现有的关税制度，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中国最重要的武器。

　　就入口税说，我们自鸦片战争败衄以后，受英人劫制，对于一切货物均定为值百抽五的税率。自英法联军之后，更将值百抽五，明定于条约之中。这种均一的税则，使必需品与奢侈品所出的税，不能有高低分别。使制造品与原料品所出的税，亦完全一致。在工业国家，因为对于生活必需的品物，与工作原料品，全恃国外供给，他对于许多这类物品，全不加课关税。例如英国课税的输入品，大别仅十余种，各国对于生棉、生丝多课税极轻或完全无税。但一般国家，对于凡外货输入可以妨害本国农工生产品销路的，或禁止其入口，如英国禁止受奖励金之精糖入口；或加重其税率，如一九二二年美国为抵制德国廉价的钢铁，中国廉价的鸡蛋，及其他因本国生产费高不能与外货竞争的商品，因宣布增加其入口税。对于嗜好品，如烟酒等物，各国均特别重税。美国酒精税率值百抽百，日本卷烟值百抽三百五十。其他各国无不如此。然反观我国，则无论何种输入品，均系值百抽五。我们眼望着英国、日本的疋头棉纱，如洪水的流进来，使本国的纱厂不能发展；然而我们无法抵抗。甚至受印度政府奖励金之茶，亦不能重课其入口税，以抵杀其优势。至于照民国十一年的海关报告，宁波入口的米，长江来的由二五二六六担减至三七二六担，香港西贡来的，由一五七五一担增至二〇四五六五担；厦门美国面厂与上海面厂为敌，已操胜算。这所说的米与面粉，照条约是免税货物。明明看着他们妨害我们自己的农产物销售（民国十二年芜湖米失其顾客，所销甚微），我们亦无可如何。至于烟酒等物，在民国七年以前，以税率与市价计算，本出值百抽五以外；关册所载烟酒之价，每较市价为高。然民国七年修改税则，竟亦以值百抽五相衡，英、美、日本，锱铢计较。结果至日本酒每箱抽税较前减少一分，装瓶啤酒每箱抽税亦较前减少六厘。每千枝价不及一两五钱的纸烟，抽税亦较前减少两分。为修改税则，而奢侈品反轻减税率，真世界上罕有的奇事，亦即是我们因条约束缚，所忍受的奇耻。自马凯条约（即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定约者为盛宣怀与英人马凯），英人因内地厘金终不免为洋货推销之害，虽条约规定洋货于入口税外缴纳子口半税值百抽二点五，即沿途照验放行概不重征，然内地厘卡需索，商人伸理为难，仍不免忍受了事；故英人为正本清源计，希望吾国裁厘，允加完“照进口正税一倍半之数”，即值百抽一二点五。因裁厘后无所谓子口半税，故英人彼时完值百抽一二点五之税，实际比今日完正税值百抽五与子口税二点五，只多完值百抽五之数而已。华盛顿会议，许我先行增收二点五之附加税，以为教育实业及一切公益之用，奢侈品可抽至百分之十，俟裁厘后实行值百抽一二点五税则。然特别关税会议，延迟不肯举行，仍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且即令一一实行，所谓附加二点五，所谓值百抽十，所谓值百抽一二点五，仍是固定的均一税则，仍是为我们定了一种最高限度，与所谓值百抽五只是五十步百步之比而已。然而还有荒谬的，国内机器厂货运销各口或内地，原定办法只须完清正税，沿途概免重征；此等办法，本可使国内机器厂货负担关税较轻。然马凯条约，竟因投合无识的总署意见，且借以加重机器厂货成本，竟越俎代庖的为他轻轻定下“须完一出厂税，其数系倍于光绪二十七年议和条约所载之进口正税。”即加至值百抽十的话。这种出厂税，英国棉货业者曾请政府在印度所制棉货方面施行，这完全是亏损印度以利英国棉货推行的方法。英人竟以此为对我国裁厘加税的交换条件。他们束缚中国的毒计，无所不用其极。又华会所允二五附加税，原说为中国教育实业等用，然去年十月英、法、美、日四国照会，又于将来关余用途，要中国表示有用以担保外债趋向。我们由此可知中国一天忍辱屈服于这些不利的条约之下，中国的关税总只能使外国资本家快意，永无能由我们用以抵制外货的日子。

　　就出口税说，出口税在历史上本只是封建时代那些诸侯认为卖货物给外国人时，须付一部分的钱给他们，以请求他们允许的意思。近世因为他是产业及通商的妨害，故英国于一八四二年，德国于一八七三年，荷兰于一八七七年，法国于一八八一年，日本于明治三十二年，均废止此种制度。现在征收出口税的，只有或出于保护民食，或出于保护国内需要的原料，或出于限制金银出口，或出于保存本国古物。然而中国则一切出口货物，亦与入口一例，纳值百抽五之税。外国因求彼国之货能在别国行销，或给以奖励金，补助其生产费用；或减轻本国产物铁路运费，使其成本低廉。故他们的货，有在外国市场中，反较在本国价廉的事，名为当平（Dumping）。我国不但对于出口业一无促进之法，反凡物品均加课税。至于课税之率，又是固定的均一制。即马凯条约，亦仍规定为“出口土货所纳税之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点五之数。”虽解释之者，谓在七点五以内，我们可以自由规定高低之税则，然他既为我规定了最高限度，我们要利用税则保护本国需要自用之物，不使出口必为十分困难的事。民国十一年洋棉入口共一百七十余万担，可见本国棉花不能自给。然本国出口棉花，亦八十四万余担。说者谓“中国所产之棉，以销国内犹有不敷，然而出洋之额，日益加巨（民国九年只三十七万余担，十年至六十万余担），转以外来之货供应国内之要求，可见中国之情状殊为奇特。”不知中国此等奇特之情状，完全由此奇特之出口税则所造成。我既不能以重税遏本国生棉之出口，故我国价廉之生棉，会被外人攘去；而我反只有以价昂的洋棉，供自己之用。这亦未始非本国纱业不易振兴之一原因。中国因为有这种出口税则，于是外国可以自由的在中国攘取各种原料，中国的生产状况完全受外国收买原料者的影响。外国熟货既夺了中国原有土货的销场，中国的生产事业，只有仰外国原料商人的意旨。民国十一年，输出植物油三千余万两，生丝一万五千余万两，生皮一千三百余万两，骆驼毛、羊毛一千五百余万两，茶叶一千六百余万两，蛋二千九百余万两，然而这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这只是表明中国的生产事业，完全由外人操纵，中国完全立于经济全隶属的地位。

　　此外本国货物，由本国通商此口运至本国通商彼口，照约有所谓复进口半税。这使本国货物于正税外尚有半税之负担，以比之外货输入非运至内地者，只须完一次正税，是本国货物尚不如外国货物之受优待。又如外国货物运至内地，照约只加完子口半税，沿途概不重征；中国货物经行国内，遍地厘卡需索，说者谓由内地至海口须完税二十七成，以比之外货担负，相差远甚。这种帮助外国货物以打倒本国货物的办法，固为厘金常关制度所致；然自外人勒索赔款，私订债约，国库空虚，担负重大，使裁厘等说永只托于空言。外人复一力拥护恶劣的北京政府，使中国永无根本改革此等制度希望。外货输入之税，既无法加重；国货通过之税，亦无望减轻。他们因而志得意满的，看中国人自己斫丧自己的命脉。嗳！这是何等惨毒的手段啊！

　　三

　　我们便令不从保护政策方面说罢！倘若就国家财政一方面观察中国的关税，亦发现种种的纰缪。一国的关税，应能在对外贸易不受妨害的范围内，视国用之需要，以伸缩其税率。英国于南非战争时，恢复其已废止的谷物税则，在一年零二月余的时期，得款二百余万镑。美国在南北战争时，为筹战费，国会通过加税者有将近一千五百种货物，平均税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然我国出入口税则均受条约牵制，不能自由变更。辛丑和议以后，外人为求担保他们所勒索的赔款，曾经修改税则一次。依各国与中国所订商约，大都有十年更改税则一次之语；至民国元年，应再修改一次。然各国以国体变更尚未经彼承认为辞，不肯允诺。及既经承认国体，俄、法、日本仍提出各种不利的条件，以为承允修改税则的交换。延至欧战，迄无解决。最初中英天津条约，系一八五八年签字；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则一八九六年批准。逢六之年提议改约，则英美称未到期。逢八之年提议改约，则日本借口时期已过。所以咸丰八年之税则，亘四十四年，未经修改。辛丑以后，虽曾修改一次，入民国以来，日本仍执须逢六之年乃得修改之说，否则必须另商交换条件。如此，可想我国修改税则之难。民国七年虽委曲迁就，又经修改一次；民国十一年根据七年议定欧战后二年（从和约批准起算）再行修改一次；然所谓修改，仅只就进口税之从量税，修改至所谓切实值百抽五之程度而止，并于其他税则上问题无关。即就切实值百抽五之修改而言，每次必须俟各国派员来华开会，每事必须各国均一致承诺，乃能发生效力。民国七年修改税则时，议在修改未决定期间，暂行先令商人照旧税则，加完四成或三成，此比我国原提请加完八成八之案，已相去远甚；然此案虽各国代表全体议决赞成，日本代表坚持不予同意，即仍不能见诸实行。如此死板之办法，言之已可痛可痛，尚何有视国用以伸缩税率可言？

　　其次，所谓值百抽五，亦只是一句欺人之谈。关税抽收方法，本来有从价从量两种。从价抽税，理论上说起来固较精确公平，然因估价不易，鉴定调查均须多所费用，故不能通行于各国。从量抽税即就商品之重量、尺度、容积或个数，而估其市价，再照税率之比例课税。此为各国通行之法，我国税则，亦多用此等规定。然用此等规定的税则，第一，税目宜详细分类；第二，修改时期宜短或活动，修改手续宜简易。因为分类详细，然后上等货物不与中下等货物完纳同样关税。修改容易，然后货物市价如有涨跌，即可更正税则以照公平，而亦不使国库受其损失。然反观我国税则，分类粗疏。日本代表每怨中国将日本廉价之货与英美高价的归入一类。英美亦利用这种弱点，使日本商品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否则每次议定税则，总使日本居于与中国争持的地位。日本之争持，实际是为目本想得英美一样经济的利益；然吾国人只见英美之宽大和易，日本之偏狭贪啬，不知我们全为英美玩弄于股掌之上了。至于修改税则，已如前述，极为死板困难。民国七年修改税则委员会俄代表说：“货价腾涨为世界经济之所造成。自一九〇三年至一四年，每年平均涨百分之二。”该会副主任赖发洛说：“战时年分，其常川影响于货价，较平和时代却加一倍。”物价逐年腾贵之现象既系如此，然咸丰八年后税则四十四年不改；辛丑和约后，又十六年不改。此中税款损失，谁能计其为数几何？今试录民国七年赖发洛调查江海关货价之结果，决定从民国元年所实收之税项，平均计算如下：

　　元年　　　　约收百分之四
　　二年　　　　约收百分之三九八
　　三年　　　　约收百分之三六九
　　四年　　　　约收百分之三六
　　五年　　　　约收百分之三一三
　　六年　　　　约收百分之二八九

　　以民国六年为例，民国六年关税共收三千八百余万两，然只（相）当于货价每百抽二点八九，以较切实值百抽五，应少抽百分之七十三强，即少抽税二千八百万两左右。一年损失已为此数，中国通商迄今将八十年，损失将几十万万两，岂吾人所能核计？辛丑和约谓进口货税须增至切实值百抽五，然估算货价不依当时市价，而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之三年卸货时各价牵算，故施行之初，平均已仅得当时各价百分之四左右。民国七年修改税则，亦不依当时市价，而以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关册所载历年货价平均计算。一九一二年与一三两年在大战前，其物价远低于战后，以其与战后之年平均率算，而谓为切实值百抽五，已为荒谬；而关册所载，又远低于同时市价；在会议时日本代表更屡谓市价低于关册所载，而硬指关册有误。于是再三牵就，所谓切实值百抽五，全成空谈。更可骇的，日本代表公然以书面发表下列之语，谓“所谓实际五分之关税抬高，非指对于现时之市价征收其百分之五而言。”如此可知他们以这种值百抽五的税率，向来便是一句官话。他们用各种方法使税则不能修改，以便可以少纳应缴出的关税，在他们是“天公地道”的事。

　　外国人一方用赔款债务勒索我，一方却以应完之税百计狡赖。既夺我自由加税之权，即最低之税率仍不允按实照缴，则尚何论于用关税发达产业，便靠关税想以供应外人之敲求，亦且不能够用。在这种刀俎之下的国民，其惨痛为如何不言可知了。

　　中国因为外债的负担，关税的束缚，全国人民喘息苦楚于贫乏扰乱状况之下，国内工业永无发达之望。成品之输入，生活必需品之供给，均使外人占无敌的优越地位。中国所输出的，多为原料，多为外人不必需的娱乐奢侈品。关税虽多直接为外人支付（出口业亦多操外人手中），然以我需要洋货较急，则价目易长，故其税易转嫁于我国人。而以外人需要土货较缓，则价目易跌，故其税仍多由我国售主担负，乃能成功交易。不但如此，即各国进口税，亦多送嫁于我国人。Bastable〔巴斯塔布尔〕说：“英国茶税，当有一部分由华人负担。”这种情形，除了发达机器产业，无法挽救。然而在这种关税制度之下，发达机器产业，是一件无望的事情。

　　四

　　且试问此项关税作何用途？——谈到这一层，更令我们扼腕！

　　我们在英法联军之后，赔英法八百万两，即由海关指拨，至同治四年才能偿清。甲午之役，我们为战费与赔款赎辽费用，所借共五千四百余万镑，以关税为主要抵押品。庚子之役，赔款又九万八千余万，亦由关税拨付，均至今未清。民国以来，善后借款，亦以关税盐税为担保，每年关税对于上述各债，须尽先支还。余剩之款，名为关余。关余本以拨作政费；然因历年北京政府私饱浪费，滥发内国债票，一般奸商乘彼等之缓急，亦得肆其要挟，任财政总长的人，又多与此等奸商内外勾结，于是关余又成为内债担保品。全部关税，均朋分于列强与国内外资本家之手。民国十二年，海关税收六千余万两，然关税担保之债务，在此数目以上。计开民国十二年关税方面应偿债款：

　　对外的债务

　　俄法债款　　　　八百余万元（至民国二十年始清）
　　英德债款　　　　九百余万元（至民国二十一年始清）
　　英德续款　　　　八百余万元（至民国三十二年始清）
　　庚子赔款　　　　约二千万元（至民国三十四年始清）
　　善后借款　　　　一千三百余万元（至民国五十年始清）

　　对内的债务

　　三年公债　　　　三百余万元（至民国十四年始清）
　　四年公债　　　　五百余万元（已清）
　　十一年公债　　　二百余万元（民国十六年始清）
　　整理案内各债　　二千余万元（民国十九年始清）

　　整理案内各债，即指八厘军需，五年六厘，七年长期，整理六厘，整理七厘，九年金融等债。

　　据民国十三年一月三日路透社北京电，民国十二年各外债，及下列内债如三年，四年，十一年之公债，皆已偿付。但整理案内公债各利息虽依期照付，债本之偿还现约短少七百七十二万两。我不知读者见此电文，生何感想。这是说我国将要忍受破产之祸呢？还是说我们的关税，完全被一般“国民的仇敌”攘去，尽其全数都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吻呢？

　　如上所述，民国十二年关税所入六千余万两，而外债须付约六千万元，内债须付三千万元以上，则是我们的关税全是外国人或本国少数奸商荷包里的东西。中国既因产业落后，出入口关税，乃至外国入口关税，十九均须由中国商人担负，即间接由一般国民担负；而这种担负，并非给国家作行政、练兵、办教育实业之用，只是双手拱献给奸商与外国人；把一切均拱献给奸商与外国人了，还要时时受破产的恫吓，中国人民真是这样的可欺么？

　　再说，管理关税的权柄，从太平天国之役，关道多离职守，海关停办，英、法、美领事假名派员代征关税，事平解交关道，遂轻轻骗得代办关税之权。咸丰八年，又以“邀请英人帮办税务”规定于条约中。光绪二十四年，英人欲图长久把持关税，提案于政府，谓英人在华贸易超过各国，纳税额之八成属英人负担，总税务司一职当继续聘用英人，总署为所强迫，只得承认。辛丑以后，外人横勒巨数赔款，关税当时税额不敷担保，于是又攫各处离海关五十里内之常关，归各税务司兼办。然满清时之税款，尚由税务司扫数解交关道；革命以后，北京政府冗阘媚外，遂至任各税务司以税款径交汇丰银行存入总税务司名下，按月由总税务司分配用途，我国无过问之权。分配有余，或酌交北京政府；分配不足，则朝野上下，凛然有破产之忧。北京政府，既须仰承总税务司之色笑，冀得沾余沥以供挥霍，国内奸商，持有大宗内国债票的，亦视总税务司如神明，来则欢迎，去则欢送，以力结总税务司，使可以相勾结以朋分税款。于是总税务司乃成了中国第一等有力的人了。马君武先生说：“总税务司即中国皇帝”，这便是外国经济侵略的好结果。

　　我们照上文看，可知关税之朋分，外国人约得其三之二，本国奸商约得其三之一。他们肯分三之一给本国奸商，亦很为妙计。本国奸商固然借外力以盘剥本国的人民，外国人亦借这些奸商的言辞以迷惑群众，借他们的力量以妨碍一切反抗的举动。最显明的，是这一次广州收回海关问题，孙中出这种崛强举动，固然恼怒了那些“大英国”、“大美国”，惹起他们派舰示威；亦居然有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拍电阻止孙中山这种举动，亦居然有天津、汉口各地银行公会的通电反对。现在听说中国的皇帝——总税务司安格联——亦表示不能承认孙中山这种办法，这些商人应当怎样感谢“天恩”才好呢？这样的商人，与这样的外国势力，打成一片，那里还有我们国民过的日子？

　　五

　　现在是要根本解决，是要革命政府对于关税与国债，有一个全部计划的决定。中国人民不能听受外国永远的如此敲骨吸血，亦不能让这些奸商永远与外国人如此朋分国家的税款。实在我们不仅是要收回关余，要收回关税全部；不仅是收回关税全部，要收回规定税则主权，保管与支配税款主权。欺骗或强迫的条约，应给他一齐撕碎。满清是我们厌恶而打倒了的，他的债务我们不能承认。何况还有那最不名誉、最不名誉的庚子赔款？民国以来，就是善后借款，亦是北京政府私下与人签字所借的债，从民三到民十一的内债，更是奸商与伪政府私人的契约，国民无承认的理由。

　　我们应当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这种反抗，是为我们的生存，不能不起的抗争。一切仇敌捆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迸[拼]力扯断。这不发生什么信义的问题。野心的政治家，贪婪的军阀，亦许对于我们要加以压迫；但为人道、为公理，我们一定可以从各国的人民，得着许多友谊的援助，如他们以前反对侵略苏俄一样。

　　亦许有事实上的困难，我们不能否认一切条约，像上述的干净。但至少那勒索的庚子赔款，久已为全世界所诟病的，应一律免除。其余的内外债，在一定年限之内，暂为停付本利，而且要延长偿还年限，减轻债款利息。这样，我们才有余力整顿国内政治。至于关税保管支配，决不容客卿把持，那是不待解说的事。税率的规定，必须收为自主。我们亦并不必加增一切入口税率。对于必需的入口品，非我国所能产生，而国内亦无代用品的，不但不须加税，即以前值百抽五之税亦可以豁免。但对于奢侈品，须打破百分之十税率的限制。再如棉货之输入，妨害本国纺织工业之发达，自宜加以重税。即上等米与面粉，亦不能听其免税；与其他常为资产家所用之洋货，均宜课以重税。出口货物，除本国需要之原料，宜重税以阻其流出；余可免其课税。但课税与否，或课税若干及其修改，均有绝对的自主权，不能受任何条约之牵制。复进口税、子口税、厘余、常关，应一并裁除，以减少人民的负担，而助本国生产品的销行。

　　自然革命政府不是用这打倒外国资本家，以为中国资本家辟地盘。革命政府要尽力所能，谋生产事业国营，与对外贸易国营。这是预弭国内资本阶级之患的最要一着。即令革命政府或不能有此力量，亦应对各种生产事业与对外贸易，有详密的监督管理权柄。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只有这样，国内的发达产业，以求工作普及为主，不以求榨取劳工剩余价值为主；规定关税，以求负担公平为主，不以求资产阶级利润增大为主。只有这样，平民才都有生路，而且有宽裕低廉的生活。

　　有人说，我们要这样做，终免不了受外人干涉。是的。不过那种干涉，亦不必把他太看重大了。譬如说，国际封锁吗？那是说，外国人甘心丢了他们经营多年的一个大市场。封锁的时期，必要品的供给，不能接济；或者我们要感受几分恐慌，但我们幸而离自给经济的时代不远，这种恐慌当亦只是暂时的影响。但他们呢，就民国十一年说，一年之间，英国及其殖民地对于中国输入超过二万万两，日本、美国各六千万两。他们的封锁中国，便要使他们减少二万万两或六千万两商品的销路，他们即刻要发生生产过剩或失业的问题。由此可知封锁几于是做不到的事。譬如说，武力干涉吗！那是说外国人甘心对中国为不人道的压[迫]。中国人在今天不得着自由，便只一条死路。我们但能使国民认清这些事，认清一切游民、盗匪、贫乏、战乱，都只有这种奋斗可以消灭。我们尽可以尽力所能与他们拒抗。我们不应当像庚子年那样无分别的屠戮外人，或者毁损外人利益，使他们国内的政治家、资产家有所借口，以鼓起他们国民的仇忿。但我们必须很坦白的否认一切外人非法的加于我们的束缚。我们这种自卫的无可非议的手段，必然能得各国公道的群众谅解拥护。

　　再则谈到外交方面，我们这种反抗的举动，亦并不至于引起各国一样程度的反感。各国在中国的债权有大有小，商业上的利益亦相差很远。最大的敌人，是英、美、日本。而英、美、日本，利害亦很不一致。所以只须我们抱定了反抗的意志，而又能用合当的态度实行出来，不但各国未必一致压迫我，将来暗中给我许多助力的，都会有人呢。我这不是说我们要倚赖人家的助力，只是说我们在这些互相猜忌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尽有运用手腕，以恢复中国独立自由的余地。土耳其已经这样的复兴了。现在还留了许多机会，给中国的革命政府呢。

　　在今天这种政治经济情形中，弱小的国家不愁没有机会，争得独立自由；只愁这种国家的国民，全不预备这种抗争的意志与力量。世界上还有不少次的大战争呢！各国的国交，都有很多罅隙。他们的实力，亦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有血性的，不愿束手待毙的中国人，你想想你应当怎样做呢！

　　一九二四，一，五上海。

　　载《前锋》第3期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赎辽，指赎还辽东半岛。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为：（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割让辽东半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三）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等。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严重地打击了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野心。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分别向日本政府提出口头警告，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5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三国政府劝告，退还辽东半岛。但又声称“对三国全然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又经过俄、德、法三国与日本多次密谋，决议迫使清政府加付白银三千万两“赎金”，作为退还辽东半岛的交换条件。

　　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是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中国而发生的一次正面冲突，既暴露了俄国侵占中国东北的贪婪野心，又为德、法两国向中国索取“干涉还辽”报酬及强租港湾找到了借口，加剧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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