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政”说研究|恽代英

“训政”说研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孙中山的学说，最足以应中国今日时局的需要，而最被人忽视置之不理的，我以为莫过于他的“训政”说了。他所说的民族主义，还有主持爱国论的人提倡；他所说的民权主义，还有崇拜民主政治的人赞同；他所说的民生主义，亦还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表相当的敬视。但是对于他所提出为实现三民主义必须经过训政时期的一类话，却没有一个人肯注意。这真是怪事了。

　　今天若有人说，中国非仍恢复君主制度不可，自然一定要受人嗤笑斥责，以为是无知愚妄。中国之君主制度，在今日君权迷信已经打破了的时代，要想重新建树起来，不是一件易事。只看洪宪的叛国，张勋的复辟，不旋踵而都归失败，便足为显明的例证了。再则现在虽然还有一般人梦想以为中国若行君主制度，当可以比今天情形好一点，这亦不过人类蔑恶现在而好梦想过去的事的通病。实则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度，历史上已经将他的成绩很明显的表示出来。一个朝代很不容易有两三个圣明的君相。一个所谓圣明的君相，又每每是“鲜克有终”。所以两千多年的君主，真能造福于人民的很少很少，大概上焉者不过是能维持现状，为他一姓保持着他的安富尊荣；下焉者甚至于淫荒昏乱，领率或纵容一般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以引起天下的扰乱。他的成绩有什么可以说比这十二年来所谓共和政体好，我想若不是脑筋混乱的人，用不着我们再解说罢！

　　但是我们只能说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并不比这十二年的共和政体好，同时我们究竟无法辩护这十二年的共和政体，有什么比两千多年君主制度好的地方。这十二年的政治罪恶，自然再用不着我们缕述。虽然有人说这些政治罪恶是中国在这过渡时代所不能免的现象，但所谓过渡时代，实在近于无聊的解嘲语。我们说我们是在过渡时代，然而我们似乎从未自知如何能诞登彼岸，我们似乎是摇撼震荡于万顷波涛之间，我们看不见所谓彼岸在什么地方，亦不知道有什么达到彼岸的法子。长此下去，我们是否终会不免于竟因这种摇撼震荡，以至全船倾复[覆]，谁敢下一句断语？

　　要想自己救拔，要想中国能安然渡过这种危险的过渡时代，我们决不是回头去乞灵于两千多年屡试无效的君主制度。但是亦决不是让这十二年的所谓共和政体，仍是如常的发展下去便可行的。有些人说，这十二年，中国只有虚伪的共和政体，我们要救中国，需要真的共和。真的共和可以救中国，自然说来似乎可信的。但是什么才是真的共和？怎么才会有真的共和？许多人从来不理会这件事。真的共和，是要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受人民支配的政府，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但是这都是太抽象了的话。人民自然希望政府为他们谋利益；然而人民的见地，常只限于近处而不及于远处，常只限于一部而不及于全部。使政府属于人民，受人民支配，然而人民每只肯散漫的发表些不负责任的意见，甚至于除了切身的重大问题以外，每持一种冷淡放弃的态度，不愿多管闲事，希望他们能自动的组织起来，行使主人翁的职权，这简直近于理想。如此，则所谓真的共和，怎样会有实现的日子？

　　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共和国家，但是所谓真的共和，实在是不多见。人民的不肯行使主权，或不善于行使主权，并不是中国有的特别现象。欧美的人民，其实亦仍不过这种样子。他们的人民，对于许多政治问题，每遇总选举时，若非因身隶党籍盲从其本党的主张，便是在那个期间，很容易的为游说的演说家所左右。他们的产业发达，人民麕集于城市工场中，彼此的意见容易相互的影响，以蔚成有力的舆论，这自然是他们民治精神比较发达的一个原因。然而他们中间，除了劳动者自觉的显然成为治者阶级的一个对抗阶级，因而独立的企图他的政治活动以外，其余的人民，不过被动的为社会上有势力者所愚弄。所谓舆论每不过因资产家所豢养的报馆记者、演说家、教师、神父等种种暗示所构成。有些人说，欧美的共和政治，便是富人政治，有些人说，所谓德谟克拉西，其实便等于资本阶级的独裁；这并不是没有含几分真理。

　　如上所说，可见中国不能一时实现真的共和，乃是不足奇异的事。中国以往是君主的专制，现在是武人的专制；欧美现在是资本阶级的专制。有人说，希望中国从武人的专制变到资本阶级的专制，何如？但这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而且不容易办到。人民的利益，若人民自己不知企图保护，希望一个人或一阶级为他们做事，总是没有好结果的。人不容易看别人的利益比自己的利益还关心，亦不容易看得和自己的利益一样。而且在现在经济制度之下，一个人一阶级的利益，每每便靠着蹂躏其余的人。所以将人民的利益交给资本阶级，与交给君主，交给武人，是没有两样的。我们只看欧美劳动界反抗的激烈，便可以明了这个道理。

　　何况中国今天资本阶级想代替武人而兴，几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已经是国际经营的商场。中国本国的实业发达，外国的工厂要会因此失了他商品的销路，外国因此会召起生产过剩，工人失业的种种问题。所以中国资本阶级兴盛，是外国资本家政府所不愿见的。在中国这种扰攘不定的时局中，以中国资本家的富力，想不顾外国资本家的妒忌倾轧而培植滋长，以打倒一般武人，成为中国一种统治势力，其为无望自可显见。中国已经承受了列强八十年的经济侵略，中国资本阶级的兴盛便等于是对这种经济侵略的挑战。这自然不是一件易事。至于有时外国政客希望中国商人能掌握政权，这不过指的是一般做华洋贸易的居间人。他们决不愿中国真有大产业家掌握政权的事。

　　总之中国要回复到君主专制，或变到资本阶级专制，不但于理不安，于事亦不可能。然而现在的武人专制又决不能让他延长下去。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无疑的，我们需要真的共和。但真的共和不是不容易实现么？真的共和，不是不可以实现的。一般人忽略了孙中山的“训政”说所以便找不着途径了。

　　二

　　孙中山在他著的《建国方略》第六章，有下面的一段话：

　　“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及能得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办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始施行宪法。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

　　国人对于上所云云，多未曾经注意。一般热慕共和政治的，经此十余年武人之宰制，他们很急切的感觉需要革命。但是他们以为革命过后便即刻要施行宪法。他们决不会梦想奔走数十年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在他反复筹思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中对于宪政时期以前，会认为有经过一个训政时期的必要。然而孙中山的见解所以超越常人，孙中山的建国学说所以有独到之处，正在这一点。

　　在孙中山所说一县自治未有成效以前，是不能民选县官的。多数之县未能达到完全自治时，是不能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在未能制定宪法举出总统议员时，革命政府是始终依彼自身所颁布的约法，保留训政之特权的。孙中山并不主张即刻民选县官，亦并不曾迷信中国只要有了一个无论什么宪法，即刻会实现民治。这种非常的意见，正是他所以没有常人的谬见，正是他的学说值得我们研究的原故。

　　或者有的人说，我们打倒了不服从民意的武人政府，而换来一个不完全服从民意的革命政府，这如何能使人满意？但这两种政府中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武人政府是自私而误国，所以必须打倒。然而武人政府之所以能存在，非少数武人之力，必由人民散漫而不注意政治，故使他们可以盗窃政柄。现在打倒武人政府，并不能救正人民这种散漫不注意政治的情形；革命党若认破坏事业的成功，为革命事业的完全成功，结果是不会有什么真成效的。要灭除少数人的专政，必须人民监督力强；要人民监督力强，必须人民有组织，有参政的知识，这是革命党在破坏以后，必须任的艰巨责任。这所以必须一种训政的革命政府。

　　然而训政的革命政府，又不是所谓开明专制的贤人政府，自然更不是什么非驴非马的“好政府”。训政的革命政府，是以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为目的的。他是要组织人民启导人民，使他们能实施宪政。他认为人民程度不及，是与主张贤人政治的人相同的。贤人政治论者，因人民程度不及，遂以为人民永只合居于保育之下，而不悟人民若不能早自生长，以达于能监督政府。这种所谓“贤人”，是会因为无所忌惮而中途变节，否亦不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患。训政的革命政府，则因人民程度不及，用种种组织启导之法，使人民进于能实施宪政。他是使人民进于能得着真的共和的。

　　训政说还有与贤人政治说不同的最重要一点。所谓贤人政治，实际似与一般乡愚希望真明天子出世一样，他所谓贤人，不知是用什么标准测定的，亦不知怎样产生得出来。若说谁有势力可以统治中国便认谁为贤人，这仍是几千年相传“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势利心理，是不值得我们批评的。若说谁有势力可以统治中国，便希望谁为贤人，则与所谓“好政府主义”是对于曹锟、吴佩孚一种温情的恳求一样。我们只看几千年抱残守缺的儒生，总希望其君为尧舜之君，而结果没有不失望的，便可知这只是书呆子的痴想，亦值不得讨论。若说主张贤人政治者，自己，或对于与自己接近的人，实在有“当今之世舍予其谁”的信力。他们是已认定有所谓贤人，只是还希望这种贤人能获得政柄。但是他们所认定的贤人，究竟靠得住么？人情每不免自谀；才智之士，偶或受人称仰，尤易引起其过分的自信。人情对于他所接近而相契合的人，每不免阿其所好；与才智之士相接近，因相形而自觉不如，尤易引起其过分之推奖。今日国人所痛心疾首的武人争斗，若吴佩孚、若张作霖，即莫不由此等自谀与过分推奖，所以各自认为收拾中国惟一的人。惟其各自认为收拾中国的惟一的人，故不惜穷兵黩武以求一逞。所以这种贤人政治论，只足以助长此等内争，对于中国前途别无好处。

　　训政说则不然。训政是革命党所组织的革命政府的职责。革命党是因为信仰相同的主义，所以结合的。革命党秉他们的主义，以军事行动，为国民做了破坏方面的事；他们仍秉他们的主义，以训政为国民做建设方面的事。国民若对于革命党的军事行动，认为是无可非议的；那便革命党有训政之权，自然仍是无可非议的事。但我们要注意是革命党有训政之权，不是任何个人有训政之权。革命党是秉他们的主义以训政，不是任何个人由他个人的意思以训政。所以革命政府的训政，是有一个大党在他的背后拥护他，亦监督他的。这种训政，乃所以完成有主义的革命事业，他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孙中山常说“以党治国”，训政便是以党治国的一个例。与所谓贤人政治，无理由的要人相信某人为贤人，全然是两样的。

　　换句话说，所谓训政便是说革命过后要一种过渡的迭克推多政府，要一种革命党的独裁政治。这是必然需要，无须讳言的。有人说，俄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布尔塞维克党专政，这是不错的。布尔塞维克党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但是非经过布尔塞维（克）党专政，不能实现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革命，将亦要像这一个样子。国民党是为共和政治奋斗的。但中国革命过后，少不了须经过国民党专政；非经过国民党专政，不能实现真的共和政治。

　　有人说，国民党专政不是容易使国民党官僚化吗？是的。国民党专政是必要的。国民党要不至于因专政官僚化，是仍须国民党人努力预防的。但是国民党人若能自知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经过这种训政时期；国民党人若能自知训政时期是有期限的，是以归政于民选政府为目的的；那便官僚化的危险自然少了。所以国民党要担负这个重任，党员要了解三民主义，与革命方略的真正意义，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

　　三

　　孙中山训政说，是从县自治、从乡村自治办起的。是主张革命军每占领一县，便可开始施行的。没有好的乡村自治，不能希望有好的县议会；没有好的县自治，不能希望有好的省议会与国会。中国要行共和政治，是少不了议会议员作政治中心的。然而这种议员的产生，没有好的县自治、乡村自治，自然没有法子防免选举的弊端，由这些弊端所产生的议员，自然没有法子防止他们营私纳贿种种的罪恶。有些人说中国像今天这种情形，最好不要国会，这话并不是没有几分真理。中国今天是永不会产生好的国会的。但是这证明中国今天必须要革命，必须要靠革命成功过后训政时期努力进行县与乡村的自治事业，以冀产生出好的国会来。若不主张革命与革命后的训政说，而只主张今天不要国会，这无异主张曹锟的独裁，无异主张直系的专制政体。这是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的话。

　　我们若承认必须从县与乡村的自治做起，那便可知这种事业，在革命军每占领一县便可以实施的。革命军能占领一县便经营一县，这可以使革命的旗帜显明，使一般割据的武人不能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图他的私利。十二年来国民辗转流离于内争，因他们所受北洋军人的荼毒，土匪军队的蹂躏，伪革命军的扰乱，使他们认不清革命军与别的军人的区别。我以为在此时孙中山训政说，尤其有研究的必要。他所说革命政府应颁布的约法，应当大家酌量情形之所容许，与事机之轻重缓急，以规定一种切实可行的明文，责成各地革命军遵照举行。如此人民自能了然国民党之所企谋，自然知革命政府与一切武人政府不同之点。我亦知这种明文的颁布，免不了惹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革命军只要能得一大部分民众的赞助，只要能明揭主张与步骤，使国人知非有什么私人权利的争求，原无取于“每人而悦之”的办法。革命军亦惟其能这样，才可以使人民确实认识其性质，才可以博得群众深切热烈的信仰。三民主义复杂抽象而不易了能[解]；训政的约法，是一部分具体的解释，可以使人民了解革命的旨趣。

　　论到革命政府的约法应如何规定，是一件很需研究的问题，决非一两人所能计虑周到的事。革命军在未能平定全国之时，他虽占领得一部分地方，他境外有敌军，他境内还有敌党，革命政府的精力是不能完全用以对内的，他还须用以对外。是不能完全用以作积极建设事业的，他还须作消极防御事业。所以在这时候，革命政府的能力实在有限，一切太高远太理想了的话，一定没有用处。

　　然而革命政府所必须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以为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是组织人民的事业。第二是教育人民的事业。

　　人民没有组织，他们便不容易集合起来行使主权。然而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人民相互间没有什么经济上密切关系。希望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许多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是产业落后的国民，当然的现象。这决不是中国民族性有什么弱点。要希望中国人能免于一盘散沙之诮，不是用什么合群互助的空道理，去向他们强聒；是要靠政治的力量，发达产业，或用其他的方法，使人民相互间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革命党需要政权，用政权以组织人民，然后人民能有政治上的力量。

　　在革命未完成的期间，发达产业自然不是一件易事。但革命政府即为安辑游民，以免他们受反动派的利用，亦当尽力所能的做去。至于除此以外，革命政府应注意人民自然的集合方法，在各种的自然集合区域中，为人民经营教育、娱乐，乃至辅助生产，便利生活的公共机关。这种机关的事业，自以革命政府财力所能及的为标准。这种机关的收入支出，以及事业的兴办停止，除革命政府大政方针所关系不能移易的以外，应使该区域中人民有决议、监督或备咨询之权。每区域的人民有公共幸福所关系，而又多少可以由其公共意思决定事业的一种机关，人民自然容易由此学习开会议事等种种习惯。他们亦然后知道公民权利义务的真性质。这种区域须就人民自然的集合而规划，亦是因势利导，使其易于常时利用此等机关，且注意此等机关事业的意思。

　　其次，教育人民亦是一件要事。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教育，他们因为没有政治经济的常识，一定仍不善于使用主权，或不免惹出许多误谬，以至于危及民治的根本。在这时候，革命政府须负教育人民之责。此所谓教育人民，最注重的是成人教育，公民教育。在此时期，小学教育普通教育自亦可量力举办；但这相形起来，还关系较小，还比较可置为缓图。成人公民的教育，乃人民行使主权必要的一种预备，革命政府必须视为当前急务。

　　教育人民之法：（一）是宣传革命政府的主义与各种行政的理由，使人民对于政治经济渐有明确的了解。革命政府用这种法子，固然为要得人民拥护，但这决不是愚民政策。他是要人民有正当的理解。革命政府倘若有处置失当的地方，他还是要能引起人民的监督改正。革命政府为此需要有宣传委员，常驻与游行讲演员，各种宣传的印刷品。（二）是供给各种参政的参考资料，使人民对于各种政治经济问题能有所根据以参加意见。革命政府为此应有报纸，或各种报告册，公布各种收入支出的预算决算，各种行政的规划，以及各方面对于政治经济的意见。（三）是给与人民试验参政能力的机会，使他们由经验得着切实的教训。革命政府为此在各种不至危及民治根本的事务上，应尽量使人民有使用政权的余地。遇必要时，固可以保留政府修政人民的决议的特权。但这总要不损及人民参政的热心为好。这三种教育方法同时并行，人民自然不至于不很迅速的进步了。

　　革命政府组织人民与教育人民，最应注意使人民注意于他本乡村本县的事。我国所谓热心的人，每好谈国事而忽略地方问题。然而一般人民希望他注意国事是不容易的。他们若亦只知谈国事，结果仍会如现在各地议会，为照例应景，打些言不由衷的通电，今天争威海卫草约，明天争金佛郞外交案，究竟唤不起他们注意公共事务的真正感情。最要紧是引人民注意解决他最切身的问题，然后容易引起他们政治集会的热心，然后容易辅进他们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识力，如此，然后有好的自治单位。有了好的自治单位，他们举出的代表，都是有群众在背后拥护监督的人，那时制定国宪解决国事，自不至演今日国会议员的种种怪剧。

　　再试想要实行直接民权的制度，能由人民创制、复决、及撤回代议士，尤其非有好的自治单位不容易为[成]功。人民非容易为政治集会，代议士背后非有容易集会的选举人团体，直接民权，终为不可能的梦想。由此亦可知每个自治的区域，将成为一个选举人的团体，县与乡村的自治，为真的共和根本的要务了。

　　四

　　革命政府应当使人民参政以学习参政，这是不错的。但是在人民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受相当教育以前，革命政府不能给一切大权与人民，而必须保留训政的特权，这是有主义，肯负责的革命政府必要注意的事。人民没有组织起来，实际无由产生任何有系统有计划的民意。这种散漫无教育的群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不负责任的批评，或者在被人煽动的时候，乌合的起来无计虑的做一种破坏事业。（从好的一方面说，自然革命的力量亦有一部分是由此得来的。不过从坏的一方面说，反动派野心家亦可以由这得势。）这样的人民若得了完全的政权，实际仍不能行使而很快的会落到一部分野心的人手里。故就事实说，革命以后，不是革命党专政，亦必是反动派专政。在未经过训政时期的时候，决不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

　　革命政府之必须保留一部分特权，亦还有别的理由。我现在可以指出三件事。

　　第一，革命政府不能不消弭一切反动的对敌行为。革命政府做这些事，不一定能得一般人民谅解，亦决不能先请一般人民的决议再去进行一切。实在革命的成功，决不是靠将反对党斩尽灭绝。法国至今议会尚有王党，俄国亦并不妨害少数党社会革命党等的存在。但是革命政府必须于必要时，有裁制反对党的权力。这种权力，有时使革命政府要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乃至侵犯其他的人民权利，表面看来，似乎革命政府仍不免有多少残暴的行为，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革命政府做这种事，自然一须确为出于万不得已，二须借宣传方法，解释一般人民的误会；但革命政府必须保留此种不待人民议决可以自由活动的特权。

　　第二，革命政府要预防反动派利用游民，必须于革命后即刻设法安辑游民，与以工作。这种事亦不定能得一般人民赞同，而且革命政府无暇征求一般人民的同意。社会上最富于破坏力的莫过于游民。一般工商农人各操本业，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涣散而安本分。革命政府但能不与以过度的纷扰，他们事秦事楚总是一样的顺民。他们纵不十分了解革命政府的主张，若他们自身不至有何大的损失与危险，他们决不轻易起来作何种反抗行为。但是游民却不然。游民除了他的一身别无所有，他们乌合乌散，无主张，无组织，因此他们为求生活的原故，很容易受任何方面的煽动与收买，而成为一种大力量。法国革命是靠的巴黎游民，意大利棒喝团亦由失业的工人退伍的兵士所组成。由此可知革命政府在他根基还未稳定的时候，如何利用政权，赶先下手，安辑游民，与以工作，使反动派无从得反抗的武器，实在是紧要的事。这件事革命政府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活动余地。

　　第三，革命政府为组织教育民众，为安辑游民，为其他一切政治军事活动，必须筹集经费。为筹集经费，革命政府应当注意一不加增普通人民负担，二不过于扰乱社会平时状态。这便最要紧是在不劳而获的阶级中抽收财产税、所得税、募集公债，或甚至于暂时或长久的没收一部分财产。这种活动，在革命政府是必要的。这种活动若能处置合当，不劳而获的人虽不满意，亦或能体谅含忍；一般人民不会有什么反抗行为的。但这不能待人民同意。人民多半习于故常，而且为不劳而获的阶级豢养的人所造成的舆论包围住，革命政府这种运用之妙，欲求先得人民彻底了解，是不易的事情。所以这亦是革命政府必须保留一部分特权的原因。

　　革命政府的特权，亦决不是无限制的。人民越进步，革命政府特权的范围越缩小。革命政府是决不应有垄断政权心理的。破坏是为求真的共和实现，训政仍是为求真的共和实现。为求真的共和而忘训政的必要，这与为求真的共和而忘革命的必要其愚谬没有什么两样。为训政而忘求真的共和这亦必是不忠诚的革命党所为。有主义的革命党，党员能热烈的为主义作战的革命党，决不应有此等事情的。

　　我以上所说，不过就“训政”说表述我的意思。我希望还能看见许多有识见热诚爱国的人，大家考虑这个问题。革命的必要，是许多人知道的，革命以后训政的必要，许多人不甚知道。至于训政的着手事情，进行方法，许多人更不注意。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以为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二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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