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家主义的教育》|恽代英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景陶、幼椿两兄：

　　久不通音信，此次得读两兄所著《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颇痛快无殊我所欲言，故极为快慰。国内同人论调，年来亦渐侧重对外。上月苏州会议，居然以列席者不约而同之心理，规定“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之标语，为学会活动之准则。我私衷窃喜，以为如此方是学会认定了它对于中国所负的使命。而两兄此书适于此时出版，更可见本会同人海内外意见如合符节，此尤令我私衷庆幸。

　　我于两兄此书，曾经细读，我于极表赞同之诸点以外，有尚愿质证于两兄者。我辈既同认此等意义之提倡为中国所亟需，则于如何提倡方能切实有益国家之讨论，自必为两兄所愿闻。我今所言，既本此旨，或亦可以补两兄思虑之所不及么？若不然，则必我所见有纰缪之处，亦乐得两兄进而教之。

　　我于此书愿质证之数点，可约举如下，再分论之。

　　（一）国家主义的教育，不应当从中国民族特性，或东方文化上立说。

　　（二）教育方针，宜明定在用以救国，不应仍游移于和谐的或专门化的教育。

　　（三）但只同情或自爱的教育，不足以救国。

　　先讨论第一点。

　　景陶兄所言民族主义的教育，我大体均赞成。惟于全篇虽屡言应提倡民族性的教育，究对于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性，却提得很少。又虽屡言中国的民族性不一定全坏，然而究竟好的在什么地方，亦很少说到。即如说：“说吾国民族性有许多弱点，可以相信；说吾国民族性皆是弱点，则未免武断。何以故？因我不信言之者果真已将国民底性质施行过细密的解剖，而确见其无一好处，然后才发此言。”又如说：“使国人最少也……知道本国民族与本国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恶的，有一部分还不错。”此等语本为针对国人妄自菲薄之病根而言，立意自是好的。不过景陶兄究未说出所谓“好处”，所谓“不错”，是什么，即我读此文已觉近于虚骄牵强。如此的说法理论上终不圆满。

　　即如景陶兄亦曾说“中国人之大道，本是一张一弛的”；又指出中国人的“无入而不自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内心生活。但这似乎只是少数贤哲所做的事，与全中国的民族性不一定有关。年来谈东方文化的，最著名如梁漱溟。然梁氏所说东方文化实不如索性说是孔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国人不一定有孔家文化的精神。孔家文化的精神，亦不一定中国人有。若认此为中国民族性，于理似不妥洽。

　　且即如梁氏言，中国今日亦应将所谓中国化，暂为搁下，而采用西方化、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即如景陶兄在《国庆日之教育》篇论《卿云歌》时，说：“中国此时正在国运阽危民不聊生的时代，国歌为立国精神所系，不可不有发扬蹈厉奋发有为的气概。与其失之于啴缓，毋宁失之于躁急。所以在这一点上，《卿云歌》完全不合时宜。”我以为由此数语，可知景陶兄与梁氏正有相同之意见，决不望此时以无入而不自得的东方文化，陶冶国民。然则民族性的教育，应根据中国的民族性那一点，而施以陶冶，不很成问题了吗？

　　我以为所谓民族性，实则系由各民族经济状况所反射而形成的。除气候、山脉、河流等影响于一般精神生活外，生产的方法，亦给心理上很大的影响。普通所指西方文化，常即指他们机器生产、大量生产下的心理生活。他们那种计较心，那种冒险，那种奋进，实在是为适应于他们那日新月异的文明进步，求免于生活落伍，所不可少的条件。而中国人的雍容不迫，即普通所谓中国文化，亦只是几千年安定而单纯的小农业、小工业的产物。我并不说一般圣哲的教训，是一点没有影响的。但最大是他们生活方法所给的影响。在生活方法没有什么要求冒险奋进的国民，希望他们接受西方（文）化是不容易的。然而在与此西方（文）化接触的时候，仍提倡他们保存那种中国（文）化，更是不妥。

　　中国今日必须由小量生产进为大量生产，由手工生产进为机器生产，乃可以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则是由小量生产、手工生产所反射而形成的国民心理（实即庸愚怠惰的心理，尚非可比拟于一张一弛，无入而不自得等贤哲的条教），决无可以提倡而发挥。故我以为从民族性或东方文化立说以明国家主义的教育，尚为不妥。不知景陶兄以为何如？

　　对于国人崇拜欧美而妄自菲薄，我亦极不谓然。前数周与舜生兄谈，以为自认文化低劣，即为易于同化于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历来异族之同化于汉族，即因自认文化低于汉族。近年来智识阶级反较无智阶级有同化于欧美的倾向，亦是智识阶级自认文化低于欧美，而无智者终只横一“非我族类”的观念，看待外人的原故。本此，故我于兄等打破国人崇拜欧美的迷信，极以为然。但我以为要打破崇拜欧美的迷信，不在拘泥于赞美自己的民族性，而在揭破欧美社会的污秽龌龊，并不惜痛与一般洋奴学者以惩创，使他们不能迷惑国人。同时，我们尤要提醒国人西方的文明全在剥夺弱者。我们居于今日，只有酌量采取他们的方法，以自免于为弱者。至于采取了他们的方法，如何又能免于他们的弊害，这还在我们好自为之。不过因为他们有了弊害，遂谓不屑采用他们的方法，使自己终无以免于为弱者，使自己终无以免于受他们弊害的牺牲，那却又决乎不可。

　　总之，欧美人的生产方法是不可不学的。但是不能因此，遂谓可以崇拜欧美。因为他们还是有许多愚蠢的弊害。而且我们所以学欧美正是因为要与欧美敌对，要打倒欧美加于我们的经济压迫。我们的文化与欧美比，不是程度上有高低，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种类。因为是不同的生产方法所形成的。我们要求与欧美争存，不能不采用欧美的生产方法，所以亦不能不酌量移植一些欧美的文化。但这不是说我们是劣等文化的民族。我们若能好自为之（我的意思是说用社会主义的意思从事大量生产），可以有欧美生产增多、品质改良的优点，而又无他们国际侵略、劳资争斗的劣点，这将还要证明我们是优等民族呢。

　　国人都知外国人现用经济侵略方法对付我，但不知经济的侵略，必须从经济上去抵御他。现在华洋贸易每年亏损在三万万两左右。此三万万两，不徒表明外人赚了我们的金钱，而且表明他们夺了我们中国生产者的生路。中国若不与外人通商，此三万万两，必为中国人所生产。现既成为购入外人之所生产，则试暝[瞑]目一想，国内因而失其生活的，应为几千万人？即此一端，外人因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优点，又加我关税上种种无理的约束，遂为我们平白造出几千万的失业者。亦何怪兵匪流氓，盈坑盈谷？而今日尚盛传各国注意启发远东的商场，各国越是垂青，我们的亏损数目必越是加大，失业者必越是加多，兵匪流氓之祸必越是利害。如此下去，如何能不亡国？我们要救国，最要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我们要夺回关税主权，要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这在我认为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

　　再讨论第二点。

　　我于景陶兄批评《卿云歌》的态度，以为应适用于谈一般教育问题。因为中国今日最要是能造成救国的人才，别的话都不免有不合时宜之诮。然而景陶兄对罗素又说，“要设法与青年A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education”（一种均衡和适当的教育），说“宁愿英国政府在内地建设一个医工大学”。自然景陶兄此言，或仍不免有一点外交意味，未必原意如此。但我以为国人对教育持上述意见的定不乏人，不妨借此一商榷之。

　　庚子赔款，只是外人加于我不义的胁迫；本来在我们应当直接与以否认，不能承认其假退还之名，而又以行其文化的侵略。在今日我内政未清明，自然这所说近于高调。然而内政不清明终无以对外为强硬的抗议；不能对外为强硬的抗议，则终无以禁他人文化侵略之阴谋。故在今日莫急于借教育造一般能肃清内政、力争外交的人才。其余都非急务。本来中正调和的品性，是很可宝贵的。但在今日，此等人决不能胜遗大投艰之重任。我们要反抗性强的人，要切实精密，然而能奋斗不倦的人。倘若不能得着这种人呢，宁是景陶兄所说，“与其失之啴缓，毋宁失之躁急”，还是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好标准。至于抵抗力不强，奋斗不能持续的人，居于这种外力、内力层层压迫之下，必不能不失其所守。所以中和的教育，必然是无效的教育。中国从办学校以来的教育，便每每是这一种。景陶兄《基督教与感情生活》篇言，当注意青年品格修养，我亦以为品格修养标准，应如上述。

　　至于专门人才呢！今日最要是能革命的人才。是革命中与革命以后，能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以指导国民行动的人才。是能善于运用国家政权的人才。其余的人才，均非急要。现在许多人不注意中国社会实况，只喊着要专门人才。不知国内秩序紊乱，百业不兴，专门技术的留学生，回国每每找不着事做。国内清华学校看了此等现象，不知中国根本无用人才地方，而以为系留学生不知国内情形，故不能适用；遂提倡毕业生向社会服务数年再行出国（见《申报》国庆增刊）。香港大学学生，亦因此等情形，多改学文学、哲学（见何东主张退还赔款与修粤汉铁路谈话）。我们再看一般专门人才，除了服役于外国工厂迳不回国，或服役于国内洋行，及少数本国工商机关的以外，多屈居于设备苟简的学校做教员，或蜷伏于中央地方官署消耗其精力于勘磨簿书之中。这全可以看出某种意义的专门人才的养成，非中国之所需要。至于政治如何能入轨道，各种经济政策应如何分别轻重缓急而措之实行，则为中国救亡不可不有的人才。苟有了此等人才，则其他专门人才，本国亦不必遂无有。即令无有，取之他国，则楚材晋用，亦非不合理之事。本此，故我以为中国今日的教育，宜单纯注意救国的需要，才能举救国的实效。

　　自然若英国人硬以强索于我的赔款为我兴学，则宁以办医工科比办清华式的学校好。但我们必不可忘我们最需要的，宁是如何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知识（或者是最能鼓舞国民的历史、文学教育），我们不可以职业化机械化的教育，遂认为满足。这种教育，其实亦正是帝国主义者所愿施给殖民地人民的。听说朝鲜人在日本便只能学工艺，不能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律（见《建设》一卷四号）。美国退还赔款，亦说只收十分之二的法政文学学生。我们定要知道，我们永只能受职业化机械化的教育，决不是我们的利益。

　　我以前亦恨法政教育，但近来想这实在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只要我们不是无政府党，我们终少不了要政治，便少不了要运用政治的知识技术。中国不是能让他紊乱而长此终古的。我们要怎样运用政治以救中国，如何是可以不学的事？一个死的机械，我们都知不能不学而运用他；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政治组织，倒反可以不学便运用他么？我因此想，我们民治的国家，人民的政治知识比一切还要紧。所以我想到如何传播这样的知识给国民，实在要紧得很。一般教育家对于这一点负的责任，比传授一点吃饭的技术，还重要得多呢。

　　再讨论第三点，

　　幼椿兄提倡同情自爱的教育，以为可以救正国人不爱国的观念，我承认幼椿兄所说是不错的。国内教育不注重国文、史、地，而只知使学生疲精劳神于数学、外国文，这实在是很怪诞的现象。国内布满了自己离异、自己菲薄的论调，亦实在使一般国民爱国的心理，有逐渐坠落的可怕倾向。故我以为幼椿兄所提救正之法甚是。不过我以为幼椿兄只道着了一面，故恐所言不生效力耳。

　　幼椿兄知道家的观念，在近今交通便利生活复杂，而且向外的情况下，是不能维持了的。则是幼椿兄明明认承一种伦理的观念，必定有他的经济的背景。幼椿兄知道家的经济背景破坏了，家的观念便不能维持。然则国的经济背景若是并未完成，希望用同情自爱等教育养成爱国的观念，这是可能的事吗？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在外国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的家庭工业，已为曼彻斯德[特]、大阪等处的大工业所打破。但并不因此而中国能进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关税，是受外人劫制的，商场是对外国无限制公开的。中国各行省的人除了因为有相同的历史，相同的文字，以及还未忘记的祖宗时称为天朝的光荣等观念以外，经济上有时并无显著的关系。言交通，则成都到宁、沪比中国到欧美还困难。言语言，则北部中部人与闽、粤人简直如同异国一般。言经济上彼此的需要，则陕、甘、云、贵之与长江数省，本关系不多；近且渐因洋货的输入，而愈使其关系疏远。如此，而欲望爱国的观念如孝之观念的油然若生于天性，谈何容易呢？

　　再则我们必须知道眼前国内私利的冲突，固由爱国观念薄弱，其中一大半仍由受外资压迫之所驱遣。我上文所云，即就华洋贸易之亏损，已可征外国资本家为我造出几千万失业者。再加以赔款之勒索，外债之盘剥，既使我生路日狭，复使我生活日益腾贵。结果自然举国皆呈救死不瞻的样子。在这种情形中，他们为求一苟且的生活，不能不生冲突。野心家要利用他们以自攫机会，亦不能不生冲突。我们若不能打倒外资压迫，欲以空谈弭国内冲突，恐终不能生效呢。

　　幼椿兄亦说，中国人并非不爱国，但怪中国人爱国信念不够。我以为幼椿兄的推论错了。中国非能打倒外资，使自己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不会能有很够的爱国信念的。中国今日正如德国之在法、比强压之下，而屡次对外的表示又只有如德国鲁尔消极抵抗一类性质的事情。我以为经济处在不利的地位时，消极抵抗是不会有好功效的。德国所以不能维持消极抵抗，与其说是爱国信念不够，不如说是他的经济地位所致的自然结果。中国仍是这样。即如幼椿兄说，中国人要有“祖国失了面子，就如他自己失了面子一样，心里自然难受。”中国人最初何尝不是这样？但是因为经济地位所处不利，一次失了面子，心里难受，然而面子究竟争不回来；两次失了面子，心里又难受，然而面子究竟又争不回来。像这样几多次下去，他的感情生活，如何能忍受长久与实际的生活相分裂呢？一个人受人家无理的践踏，而无法反抗，便自然生自卑之心，奴婢、乞丐，都是这种心理。中国今日这种自卑心理，亦出于这同一根源。因此，我所以相信只如幼椿兄所提倡的自爱，不足以挽回这种趋势。

　　总之我对幼椿兄所说的都表同意，我对于一般无识的智识阶级对国人所作反同情、反自爱的宣传，与幼椿兄一样的深恶痛嫉。不过我以为这还只做了一半功夫。我们还要指出国内分离与自卑的空气，是外力压迫所造成。吾人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复常态。

　　我对两兄所要说的，大致如此。

　　总括起来，我以为两兄有一共同忽略之点，即全书均未注意中国人所受经济侵略的势力，与中国人以后应从经济上求脱离外人的束缚。我亦不信人类的行为一切都受经济的支配，但经济问题——生活问题——影响于人的生活与心理，实在是非常重大。中国今日精神的堕落，许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质的贫乏。不从物质上救济中国，恐怕终如前几年前几十年所空唱的救国自强，结果终只是空唱而已。

　　再举一个例，即如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国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们岂非全国经济上挟着优势？他们每年从外国募化来许多款项。他们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宣讲所、青年会，以及其他种种机关，有许多人的祖孙父子，都靠他们做衣食父母。他们又借外人的势力，出入官署，包揽词讼。至于外力侵入的机关，他们更可以有介绍职员的优先权利。你看入教会学校的，哪一个不是脑中存着一个将来吃洋饭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评的，然而这实在是徒劳无功。他们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见了几个比较勇敢真挚的教徒，他们都承认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假冒的、名不副实的。我问他既然这样，何不使他们出教？何不先将他们感化成为真的教徒，再向外面传教？何必还要闹那些什么“归主运动”？若中国人名义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系假冒的、名不副实的必定有什么好处吗？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答应。不过他们是人家豢养来专做这种事的，他们只好不想我这所说的问题，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们怎敢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认清了基督教是浅薄、虚伪，他们为自己的饭碗，为妻子儿女的温饱，亦只好抵死的这样去做。

　　有些基督教徒，自命为很能舍身为教会做事，因为他们收入不多，而肯终身不易其业。然而我们要知道，基督教能得这些舍身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处呢。现在全国生活的路子日益逼狭了。除了当兵、当官、当匪以外，还有一小部分凋敝的工商、教育界。然而工商因为时局的关系，既无发达之望；而教育界与官、兵、匪的生活一样，一天天到了日暮途穷的样子了。一批一批的毕业生，到社会上都找不着事做。纵然找了一件事，保不住三天五天，又被人家排挤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比较安定的生活，相形已有一日之长。何况吃那种饭的人，有免费的房屋住，有免费的学校为子女受教育，有了兵患、匪患或其他的横逆，可以安然受外国牧师、神父的保护，俨然在本国政府之下，享有治外法权。这如何不使一般人以教会，或其他吃洋饭的事业，为终南乐土？我们与他谈基督教理之妄诞，有何益处？

　　基督教是用武力扶掖到中国来的，所以中国人终有些憎恶他。但是他早已抛弃武力政策，而改用经济势力来怀柔我们中国人了。景陶兄说不知何故中国国立机关之职员，如邮务员、铁道员之类，率为教会学校学生所占领。其实这何难解说？我们的邮务，原来在客卿的掌握中。而铁路又多与外资有关系。外人正欲以教会对于中国青年施其“类我类我”教育；自然凡其势力所到，乐得为此惠而不费的事，使教会学生的出路能引得一般人垂涎注意，庶几“中华归主”的运动格外容易成功。自从盐务落到外国人手上，稽核所便又成了教会学生一个大销场。现在又在酝酿铁路共管。只要铁路一天又完全到外人手里，又不知多几多西崽的吃饭地方。所以教会学生的出路，教会或青年会的介绍职业，与外国人的攫取中国权利，彼此有相对的关系。因此，希望教会学生爱国，哪有这一回的事情？

　　总而言之，基督教的势力，完全建筑在经济上面。不是基督教能使中国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是外人以经济上的利益诱饵我，以经济上的贫乏压迫我，遂使我国的人，发生托庇于教会的心理。我以为基督教必须攻击，但非经济上争得独立，恐究不易攻击得倒呢。（前次非宗教运动发生时，教会中人不惜说是义和团精神的复兴。这无非因义和团是外人所曾征服，因又欲利用外力来扑灭非宗教的思想。亦可见基督教原本不讲教理，他们所仗，只是有洋大人可以再兴八国联军。这是他们最引为荣耀的事。基督教终只配称为“洋教”而已。）

　　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但我以为必须认清这个政治革命，完全是为求经济独立去障碍的法子。政治革命如何能成功是一个问题。成功了如何才能求经济的独立，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两点，我可以很简单的提出我现在所能见到的几个意见。

　　（一）政治革命必须要强健、果敢的志士。但中坚之责，又不是现在一般出风头而只以卤莽、躁妄、惼急见长的人所能任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自然仍有相当的用处，不可一概抹煞。）

　　（二）政治革命必须在古今中外革命历史上，去作一番归纳的研究，而寻出中国今日可用的法则。恶势力的强大的晋[普]遍，是不足怕的。古今中外从这种情况下，成功革命的，不知道多少。但如我们十余年来利用上级军官，或鼓吹群众欲真以血肉敌枪炮，恐终非有效的路径。

　　（三）政治革命进行中，必须明标主张，设立迪克推多的政府，从县自治做起。此一点孙中山的训政说，大可参考。欲革命即实现民治，为不可能的事。因下层民众无组织以前，必无真的民治。

　　（四）政治革命后，最要为利用外交手腕收回关税主权。非收回关税主权，加增几种物品的入口关税，则国内实业永不发达，游民永无法安戢，乱源永无法肃清。至于所谓利用外交手腕，老实的说，便是“以夷制夷”。外交全是纵横捭阖之术，全在利用人家相互之猜疑，以自得扶助。自然不自立而专恃此以求助于人则为不可恃；然而即能自立仍少不得此一着。中国人鄙弃“以夷制夷”之术，实无理由。

　　（五）政治革命后必须由革命政府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既以安戢游民，复可抵制外资压迫，挽回国际贸易之出超。而产业组织亦因劳动者之集中，而易于提倡完成，以便为选派代议士的单位。此种办法，比以地方为选举单位便于随时监督或撤回代议士。欲实现真民治，不可不注意此一着。——私人资本家能经营大生产事业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不过一则希望中国很少的资本家肩此为全国转移局面的巨任，于事为不可能；再则中国今日正便于以国营政策，预弭劳资争端，未有不利用此等政策之理。

　　（六）国营大生产所需资本，必须于国内不劳而获的阶级中人，用财产税、所得税、公债或没收等方法筹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银行家、工厂主、房主、田主等，均须任出资之责。惟革命政府不可过于采用纷扰的政策，以自取反对失败。——孙中山国营产业全恃外人借资，此近于与狐谋皮。我以为必须另设他法。因彼等不利用我国的产业发达，故孙中山此等希望必不易实现。

　　（七）革命政府必须经营各种事业，以使人民间发生经济的关系，而自然成为一种组织。革命政府又须教导之以参政的知识，故成人公民教育，与供给人民参政的参考资料要紧。——如此，革命政府乃能由一党的独裁政治，进于人民真正代表的民主政治。

　　以上自然说得太远了。然我以为若不说如何能求经济独立，而欲恃教育以求经济独立，以救中国，必为不易成功的事。我们必须知如何能求经济独立，然后能知在此等独立运动中，须要有何等品性、知识、材能的人，然后能知要施何等的教育，以为国家培养这等人。今人惟其不能知此，所以他们虽开口闭口总说教育救国，然而他们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结果或禁学生过问国事，或引得学生只知羡慕外人、蔑视自己，或养成学生一些消极态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学生习染一般虚骄浮夸等恶习，究于救国全无益处。

　　幼椿兄告国民小学教师说：“不要专向缙绅阶级的子弟身上去用功夫，这大半是要令人失望的。就是这等子弟受的家教不深，而由遗传下来的体力已经多半是脆弱得很，由遗传下来的智力已经多半是特别狡猾。这种人只可以培植来粉饰太平，万难去希望他支持大难。”又说：“只有向农民子弟方面用力，能够最满意的达到他们的理想。农民子弟之体质已经很坚强，再为有方法的操练，使他充分发展；农民子弟的精神本来很新鲜，最容易感觉，小学教师能够于他受书之始，便善保持其朝气，培养其良能，更使其明于爱国爱乡之义，则挽回来日大难不患无坚实之才。”幼椿兄的意思，以为为救国而办教育，应特别注重一部分可造的人，而忽略一部分无希望的人，我是极赞成的。不过我以为与其如幼椿兄从阶级的区别上说话，不如就天性的厚薄上说话。缙绅子弟自然有许多是像幼椿兄所说的；然而因为偶由气质的纯挚，早年教育的良好，或其他境遇的刺激，他们的瑕瑜，使他们有广阔的识见；他们的富裕，使他们有无私的感情；有时因此他们中间还是一样能产出强固可以担当大事的人才。中外历史，不少这种例证。至于农家子弟，因环境的固闭，生活的艰窘，或无受教育的机会，或受教育而进步迟滞，不免中途辍学。加以乡村学校设备之苟简，经费之困难，必谓全力注意农村教育，可以有效，亦系与事实不相符合的事。

　　总之，无论缙绅子弟亦好，农民子弟亦好，一样的不能说他们都可造，亦不能说他们都不可造。现在的教育，对于脆弱狡猾的人，“只可培植来粉饰太平，万难去希望他支持大难”的人无注意之必要，我万分赞成。愿一般教育家，三复此言。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不拘他属何种阶级的子弟，只要他感觉灵敏，情感纯挚，意志强固，气质朴实，便应当加以特别的陶铸。我们对于所谓不注意的，不是说不要他受教育，不是说不应当加以普通的训练。但我们应在不使学生举得的范围内，多注意可造的人。鼓励他才识的上进，督促他品性的改良，保全他不因为微细可以原谅的过失，甚至于并不是过失，为别的教职员所压迫斥退。（这一点最要注意，现在一般教职员专门铲除这一类学生。）我已经说过，中国在这种内力外力层层压迫之下，抵抗力不强，奋斗不能持续的人必不能不失其守。必须要抵抗力强，切实精密，然而能奋斗不倦的人，才可以转移中国这种局面。此外的人在这种局面之下，纵然受了很多教育，他们因不能抵抗，终只有陷于为恶。若在已经转移的新局面之下，纵然没有受什么教育，他们因没有什么压迫，亦自然归于为善。古人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我们要在“风”上用力才是。然而现在一般教育家，却只知在“草”上用力，真不免“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这样办一万年的教育，都不会有什么成效呢。

　　最后，我以为幼椿兄鼓励人家不要打清算盘再去为国家做事，立言亦还有磋商余地。“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难能的美德，孔子所以称为中国的圣人。若要人人有如孔子之美德，然后中国可以有得救的希望，这无异说中国的得救，已是无望的事。在我以为我们与其提倡不要打清算盘的美德，不如仍就事实上把中国人零碎所受宰割的苦痛，以及中国完成独立的可能，详阐于国民之前。一方自然我亦赞成用历史、文学的教育，发达国民对国家的感情，使他在理既觉必须为国家奋斗，在情亦不能自禁其起而为国家奋斗。如此，比徒然以一个义务观念迫促他的，更可靠得多。

　　我此函后面因顺笔写来，不觉又冗长了。略举此函大意，除开函首说明的三点以外，还可归纳为下数项。

　　一、基督教挟经济优势以传教，非中国经济独立，不能将基督教根本打倒。

　　二、要用教育救中国，需先知中国究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才能得救。

　　三、教育应多注意天性较厚的人，但这不必拘定他是何种阶级的子弟。

　　四、与其单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教育，不如从情理两方面用力。

　　以上所说，究竟对否，望两兄讨论，亦望学会诸兄大家讨论。

　　一二，一二，一六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八六号

　　载《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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