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运动|恽代英

民治运动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有许多人似乎是已经承认中国是死病无良医了。所以看见国中许多乱七八糟的样子，只是冷笑置之，完全似乎秦人之视越人肥瘠[1]一样。这种毛病，许多神经已经受刺激而麻木了的，曾经为爱国运动十分宣力的人，都复不免。这成个什么现象呢？

　　我——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

　　有些人以为这几年的扰乱，都要怪从前不应该有辛亥的革命。这固然是无知识的可笑的见解，但恐怕不是很少数的人这样想，而且亦不是没有一点理由。

　　不过，第一，革命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是海禁开后世界生活的自然结果。

　　1．有些与外国人接近的人，习闻国外关于种族与平民幸福的制度与学说，不能教他们不信服而提倡。

　　2．满清政治腐败，而无为人民的诚意，故无可以维系人心。

　　3．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使战败而赔款，通商而利权外溢等原因，造成生活程度增高的结果。于是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俱受摇动。

　　有此三因，故但揭竿一呼，便能四方响应。这决非孙文或同盟会几个人的力量。这是生活改变了的自然结果。

　　第二，革命固然有早熟毛病，但是这是不可免的。

　　1．革命每系富于感情的人所提倡。富于感情的人，每是坦白勇敢，而轻看思考，不能有精密辨识力的。

　　2．革命每系青年所提倡。青年每系纯洁猛进，而知识经验缺乏，实务材干幼稚的。

　　3．革命每系靠群众附和。群众是勇敢而急躁，纯洁而简单的。

　　4．自命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的人，或懦怯苟安，不注意为改造运动。即他们所为改造运动，亦常不免为他们的私心惰性或囿于旧见所妨碍，故无以取信于急进的同志，使之降心相从。

　　5．而且这种稳健派，每因急进派似乎浮躁的言论或行为，与对于他们所下无礼的督责或攻击，而激起反动的感情，以渐成为顽固的守旧党。或成为嬉笑怒骂的玩世家。这样，便越使急进派轻看，而不理会他们的论调。

　　有此五因，故改革的事，每只有急进派乘着他“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锐气，无精密计划的向前猛烈攻击。一般所谓稳健派的，其实多少受了暮气的毒，所以他们决不能阻遏急进派的行动，而纳之于轨物之中。这样，可见革命几乎没有不是早熟的性质。然而这种早熟的革命，如何能够避免呢？

　　所以辛亥的革命，的确可惜有些早熟的毛病。因为有些早熟的毛病，所以在许多人民——甚至于所称为最有知识的人——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以前，而革命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皇帝的尊严这个偶像打破了，只得挂个民治政治的招牌出来，因为人民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所以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在民治招牌之下，徒然造成了群雄争长的局面。

　　这固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人不过是这样，而事实亦已经是这样，我们不应徒然发些悔恨的无益论调，应当在这种情形中讨论怎样过生活的方法。人类何曾不想他自己是上帝特造的万物之灵？但是进化论证明他不过是由猿猴进化的一种生物。人类何曾不想他所住的地球，是日月五星围绕运行的中心？但是天文学家证明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八大行星中间的一个。这种科学的证明固然是扫兴的，但是因此人类打破了他那无根据的夸大狂，在这种真理之光里面，求个合理的生活，倒反是有益的事。在社会科学方面，亦只是一个样子。人类想得社会的进化，最好是不需要感情的原素，而全凭理性的指导。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感情每反在发生效力的改造运动中，占主要的地位。既然如此，我们做改造运动，不容不注重这一点，而研究所以善于处理的方法。

　　论到怎样救治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还有些人不留心这些地方，而发表了许多不切实的言论。

　　一、有些人希望复古。这种事情，最有权力的那拉太后、袁世凯、张勋都曾做过。但都是一致的失败了。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是个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其实现在所谓主张复古的人，他亦多半不信可以做到复古田地。不过他们只是说这些无聊的话，以表示他们对于旧制度学说恋恋不舍之意罢了。所以这是不值得我们研究的。

　　二、有些人主张提倡教育，举办实业，废督裁兵等事。但这是已经打破了群雄争长的局面以后，才有希望能办到的。在这种局面之下，现在有限数目的，设备很可怜的几所学校，都不能维持。常时发现的内争，使金融紧急，交通断绝，再加以勒派兵饷，变乱掠劫等事，现有的事业，都处处受他的影响，而不易兴旺，更何论教育、实业新的扩张？至于向武人谈废督裁兵，只好说是向老虎作揖，请他宁忍着饿肚子，莫要吃人一样。纵然把督军改总司令，改军务督办，乃至于像唐继尧样的径改为省长，二五等于一十，究竟这些朝三暮四的伎俩，另外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些主张，固然是好的，但必须先想个打破群雄争长局面的法子，然后这些主张才能够有研究的价值。

　　三、有些人以为制定国宪与省宪便好了。但法律有效力，必须有威权在后面，能够惩治破坏法律的人；野蛮时候，酋长威权少了，便无所谓法律。现在国家间虽有些公法条约，因为没有威权为他的后盾，所以大战中便失了效用。我们的临时约法，亦是因为没有威权为后盾，已经被人家撕碎了。现在纵有国宪省宪，他仍是一样没有威权为后盾，如何能够盼望他自身大显其圣，使一般反侧的人不敢触犯他？

　　四、有些人以为办新村，改良家庭，改良市政，改良固有的学校与工厂，有了好社会，才可以有好国家。但是在这种群雄争长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难而不安定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事业，出尽了穷气力还维持不住。靠人家的力量去改良事业，又是常常因人家兴会与机运而常受变迁的。况且人家所可靠的力量亦有限。而他们的志愿，又每把我们所视为生命的事业，只作一种应有尽有的装饰品。所以这些努力，其实决没有圆满成功的希冀。至于还要冒饭碗主义竞争的毁谤，还要费分赃形式敷衍的苦心，那我更不忍言了。

　　五、有些人主张建设好政府，图政治上的刷清，这比较能得其本原了。但是好政府非能有超过于受他支配的各方面的威权为后盾，便不能不受各方面的牵制干涉，而无从作一种合理，乃至于不合理的计划。例如胡适之先生虽然怪签名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王宠惠，无计划而登内阁总理的台；其实这如何怪王宠惠？即令那一系的军阀，在他未打倒一切异己者的势力以前，他都不配有什么计划——除非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原是不预备实现的。

　　六、有些人盼望将有一个人，或一党一系，他能做好政府的后盾。但是第一，这一个人或一党一系，非穷兵黩武打倒一切异己的人，或党系，他的威权不能超过于受政府支配的其他方面。第二，此人或此党系，果然有超过一切的威权了，他自己固无所约束无所忌惮，或不免逞其私心与偏见，以渐次成为倒行逆施。第三，那个时候，左右扶持他的人，为他们自身要求更广大的余荫，不免要怂恿他在轨道外攫取非分。袁世凯被骗得想做皇帝，其实只因他左右的人，要这样才有爵爷贵胄做的缘故。有这三种情形，可知道盼望一人一党一系做好政府的后盾；我们正不必把小人之心抹煞国中一切有力的人或党系，纵然我们相信吴佩孚、或直系真是要为中国宣力的人，亦可见他们做不出真事来。

　　所以最要紧还是要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是正当的解决。怎么这样说呢？第一，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做领袖的人才有所忌惮约束，不敢做损害人民的事。靠圣君贤相是很少希望的。一部二十四史，亦很难得遇见这样的人。第二，只有人民联合起来的大力量是超过一切没有抵抗的。五四之役，学生与各界的联合，著名凶横的徐树铮亦只得退步。朝鲜独立的运动，亡国人赤手空拳的联合，著名贪残的日本，亦只得退步。倘若中国的人为要求民治政治，像朝鲜人那样蜂拥起来，那些督军巡阅使的兵，在他为他的豢养主人杀伤了几个人民以后，一定要激发起了他的天良，他一定要归顺人民，一路倒戈相向的去威胁他的主人。因为我们的兵，究竟不是像日本兵在朝鲜一样，他们原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在全国激动了的时候，他们是不肯自外于国人的。

　　如何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我现在说七件要做的事，盼望每个人为中国的缘故，要尽一分力量。

　　第一，我们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要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打破中国人的所谓“安分”之说。我们的分，不是只受人家凌辱剥夺。我们要求自己应有的利益。青年人应有享受完全教育的权利。国民要有工作，要有维持生活安全的权利。妇女要有参与职业与公民生活的权利。公民要有监督选政，稽核预算、决算以定纳税、守法与否的权利。因为一般人蔽于那种荒谬不通的“安全”说，把这些权利完全忽略了，所以奸猾豪强之徒，才能够横行无忌，而大家不敢企图反抗。亦仿佛还有些人，以为不应该反抗他们。

　　第二，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要用各种方法，去传播联合的福音。不是与大家说那种不痛不痒的所谓合群，要告诉他这种联合是我们人民惟一的最大效力的武器。我们要用这打倒一切凌辱剥夺我们的奸猾豪强。我们不要空口说努力说奋斗，不要只知道向奸猾豪强的人请愿。不要只知道作说帖式的文章，盼望那一个有力的人或党系“俯赐采择”。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要他知道联合的力量。我们为人民的奋斗，总要有人民的联合，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我们不是靠个人或三五人的力量，与恶势力奋斗，因那劳苦而不易成功。诚然要少数人敢于上前去冲锋陷阵，但必须有整队的人民，因这样的激奋，有预备的掩护上来，才能有杀敌致果的效力。

　　第三，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大家能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我们不应当只知尊重自己的意见与便利，以造成人自为战的现象。我们要求步伐整齐。要在比我好的意见，与我相似，乃至比我相差不多的意见面前，牺牲自己的意见，以服从团体。个性与我见的过于发展，只可以破坏作战的团体，使敌人的地位巩固。这不是我们的幸福。

　　第四，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大家能注意监督领袖。我们要在战争的方略中，服从领袖的指导，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使每个人注意我们所以服从领袖，是因为领袖可以指导我们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监督领袖，谨防领袖利用我们，谋他自身的利益，而引我们做不利益的事，我们不要信靠领袖的人格。很少的人，不是因为有外方的督率，而能够自己约束的。外方不注意督率，反转陷领袖于作恶的阱坑。所以我们在民治的政治中间，要人民都能督率政府。在为民治作战的联合中间，要每个战卒都能督率领袖。

　　第五，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与目标，使这种作战的联合，练习作战。从来社会的凝结，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不能够靠讲道理结合什么有力的团体。我们要鼓吹反抗强权的学说，而且引他们向各种黑暗的势力作战。这种作战的目标，可以是提倡教育，废督裁兵，乃至于其他种种，总看时机之所允许，大众之所易于接受，而引起一种有力的运动。这既是作战的联合一种有力的练习，而且可以使作战的联合，内部团结越是牢实紧固。

　　第六，我们要引导这种作战的联合，向政治上战斗。各方面零碎的解决，固然可以作练习作战的目标；但我们不可忘记，只有向政治上战斗，以求人民获得政权，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才真能有一种成功。所以每个为自己谋利益而作战的联合，我们逐渐要引他注目政治，引他求政治上的总解决。人民要赤手空拳的联合起来，向政治上恶势力拼死的作战。没有人能用我们兄弟们的军队来压服我们。因为我们的兄弟，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同我们受的是一样可怜的生活待遇。

　　第七，我们要靠这种政治上的战斗，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我们是要谋建设平等互治社会的政治，不是要谋建设阶级剥夺制度的政治。我们要用我们的大力打倒一切欺骗侮辱民众的野心家。因为我们是没有抵抗的权力，所以我们这样的愿望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我们这可以看见我们对于这样似乎死病无良医的中国，并不真是没有救治的法子。救治中国的大力量，究竟是在人民手里，特别是在能忠心指导人民的人手里。指导人民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纯洁勇猛，自己富于感情，而且能利用群众的感情。因为感情是行动的一个大发动力量。但是不只是要感情，一定要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所以青年富于感情的人，不要以纯洁勇猛，便自己满足了。那些自命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的人，特别要为中国的原故，委身以做这种运动。

　　在这种运动中间，第一要注意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要知道怎样才能指导合理，那便不可不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进化论。要知道怎样群众才肯承受指导，那便不可不研究群众心理，与实务材干养成方法。第二，要注意群众能作合理的监督，要群众知道他有监督领袖的必要，那便不可不求公民知识的普及。要他们能够有监督的力量，那便不可不注意他们团体的组织，与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

　　这是盼望一般还有心为中国做事的同志，同心协力向各方面宣传的一个建议。时机危急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

　　载《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八号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春秋时期，秦越两国一在西北，一在东南，相去极远，故言疏远者常以秦越作比喻。唐朝韩愈在《争臣论》中说，“视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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